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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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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盾故居
                    ——后圆恩寺胡同13号
 
  后圆恩寺胡同属东城区交道口地区,是交道口南大街路西从北往南数的第三条胡同,自东向西沟通交道口南大街与南锣鼓巷,长400米。清乾隆时称“后圆恩寺胡同”,宣统时称“后圆恩寺”,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交道口南三条”,“文革”中一度改称“大跃进路七条”,后复称“交道口南三条”,1979年恢复“后圆恩寺胡同”原称。
              
 
  《顺天府志》载:“圆恩寺,元刹也,在圆恩寺胡同”。圆恩寺胡同今称前圆恩寺胡同,是后圆恩寺胡同南面的一条胡同。据此可知,后圆恩寺胡同因在圆恩寺的背后而得名,却没有按习惯被称为“圆恩寺后身”或“圆恩寺后街”,并非此处原有前、后两座圆恩寺。
 
  后圆恩寺13号在胡同西段北侧,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进宅院,占地面积为8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500多平方米。街门为“如意门”①,东侧有1间倒座儿南房,西侧有3间倒座儿南房,街门与两侧的倒座儿南房均为合瓦清水脊屋面,清水脊两端6条向上斜翘的蝎子尾②与蝎子尾下的砖雕,既完整又精美。进入街门迎面是一座影壁,影壁上镶嵌着邓颖超书写的“茅盾故居”金字黑底的大理石匾额,影壁前有一口荷花缸;一进院有北房3间,两侧各有耳房1间;有东、西厢房各3间,厢房南侧各有耳房1间;北房是茅盾先生的工作室兼卧室,西厢房是客厅和书房,东房是餐厅;院内有两棵太平花,院中有一尊置于黑色大理石基座上的茅盾半身雕像,雕像的材质为汉白玉,高83厘米。二进院有北房5间带东耳房1间、西房1间、南房两间。
 
  茅盾于1974年12月搬入此院,直到1981年辞世。茅盾逝世后,故居辟为陈列馆对公众开放。故居的前院开设了2个陈列室,陈列茅盾生前的实物和图片,包括手稿、作品、信件、手迹和茅盾主编过的文学刊物等,共400多件。后院正房6间,安放有茅盾夫人孔德沾女士的黑漆镂花骨灰盒。

   1984年5月24日,后圆恩寺13号作为“茅盾故居”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茅盾(1896—1981),著名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原名沈德鸿,字雁冰,常用笔名茅盾,浙江桐乡人。
 
  茅盾在家乡读书时就喜爱阅读古典小说。1916年,茅盾在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20年初,开始主持《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编务工作,连续撰写了《小说新潮宣言》、《新旧小说平议之平议》等文章,阐述自己对文学发展的见解。1921年1月,与郑振铎、叶圣陶等在北京成立了文学研究会,从事新文学的倡导、评论和外国文学的评介工作。同时茅盾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2年,以《小说月报》编务为掩护,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员;1926年,奉中共中央之命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毛泽东为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1926年底,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茅盾赴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茅盾离开武汉回上海,开始以“茅盾”为笔名从事文学创作;1928年7月,茅盾东渡日本,失去党的组织关系。
 
  茅盾在抗日战争时期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日战争胜利后,茅盾在上海主编《文联》杂志,从事争取民主与和平的活动;新中国建立后,茅盾长期担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是中国文坛的领军人物之一。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国家级文艺大奖——茅盾文学奖的基金来源便是茅盾生前捐赠的专款。
 
  1981年3月27日,茅盾先生在北京辞世,临终前,中共中央根据先生的请求,决定恢复其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茅盾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有10卷本《茅盾文集》和40卷本1200万字的《茅盾全集》存世。193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子夜》是茅盾先生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全貌的力作,把“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里程,奠定了茅盾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瞿秋白评价《子夜》:“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像我这样“老三届”的学生,知道茅盾大多并不是读过小说《子夜》,而是学过课文《白杨礼赞》。我佩服先生的文笔,他在《白杨礼赞》中写道:“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逸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却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
 
  我纳闷先生的笔名,何以叫“茅盾”?从1927年到1928年,沈雁冰以“茅盾”的笔名陆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中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被称为《蚀》的三部曲。茅盾在《几句旧话》中谈了当时的创作过程。1926年,茅盾由上海去广州,在船上写了一篇《南行日记》,计划返回上海后再写,他说:“不料既到广州,我就住下了,不但《南行日记》无从继续,简直的和文学暂时绝缘。那时的广州是一大洪炉,一大旋涡。——一大矛盾。”“记得八月里的一天晚上……我就计划了那小说的第一次大纲。”“从计划大纲到动手写,隔开了整整一年。”“一九二七年正月我到武汉后就连这‘大纲’也忘记得干干净净,就连我曾经有那样的‘创作冲动’也忘记得干干净净。这时的武汉又是一大旋涡,一大矛盾!”“终于那‘大矛盾’又‘爆发’了!”
 
  一篇短文,《几句旧话》,竟频频出现“大矛盾”!而立之年的茅盾处在投身革命洪流与热衷文学创作的角色互换之中,胸中波涛汹涌,心底电闪雷鸣。

  茅盾是无处不在的。比如:由于时代的变迁,年近半百的茅盾既有删改旧作的经历,也有拒绝修改旧作的表态。长篇小说《子夜》是茅盾的成名之作,1954年重版时茅盾依据审读意见做了620多处的修订;但对创作于1941年的日记体小说《腐蚀》却拒绝修改,尽管当时已有批判文章指向小说《腐蚀》。对此,茅盾的解释是:“《腐蚀》既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那么,如果我再按照今天的要求来修改,不但是大可不必,而且反会弄成进退失据罢?”

  再比如:晚年的茅盾疾病缠身,八十四岁的他饱含深情地写了一篇散文——《可爱的故乡》。文章的开头便是:“浙江是个物产丰富,风景秀丽,人材辈出的地方。虽然我仅仅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却深深地怀念它!”回首往事,先生感叹:“在二三十年代,我还间或回家乡探望母亲,而1940年母亲的去世,终于切断了我与故乡连接的纽带;那正是风雨如磐的年代,解放后,故乡日新月异,喜报频传。每当我从故乡来人的口中听到这些消息,总想回去看看,可又总是受到意外的干扰,其中就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然而,漫长的岁月和迢迢千里的远隔,从未遮断我的乡思。”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病榻上的茅盾先生却只能“且将文章作酒杯,斟满思乡不了情”,细细地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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