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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宁宁:中国教育如何上台阶?
   
教育投入不足的总体状况亟待改善
  从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算起,已经20年过去了,我国教育投入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80年代发展中国家教育经费占GDP时比例平均是4%)的事实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90年代初,经过有识之士的多方努力,在1999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终于写上了:到本世纪末,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应达到4%”。表达了当时政府重视教育的决心。上届政府期间,中央出台了“1个百分点政策,即自1998年起至2002年的5年中,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每年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从1997年至200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分别为:2.5%2.59%2.79%2.87%3.19%3.41%。与1997早相比,2002年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确实有了很大提高,达到了198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还是没有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的4%的目标。据一些教育部门的人士透露,近年来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不仅没有上升,可能还有所下降。这一情况不作根本改变,所有重视教育的激烈言辞都是空话。背弃平等理念的普通教育没有希望
  北京不少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热爱教育事业的老教师对当前教育非常悲观。主要理由是:当前的中小学教育背弃了平等理念。这不仅违背了新中国的人民教育宗旨,也不符合中国历史上有教无类的传统。目前的情况是:有钱、有权家庭的孩了,上好学校;没有钱、没有权的普通家庭孩子,只能就近入学。名曰义务教育,实际上样样收费(包括择校费)。一些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借口没有达到规定的办学标准,与城管部门一道查封民办的民工子女学校,让很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老人痛心疾首!
  应当说,中国产品目前在国际市场上之所以有竞争力,绝不仅仅是因为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中国劳动力素质高的根本原因,得益于建国以来的普及义务教育,以及孔夫子创立的有教无类传统。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所谓国际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人才成长靠的是宰相出于青衣的平等教育理念和人才选拔制度。只有坚持这一理念和制度,才能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并铸就国民高尚的精神品格。然而,在目前经济领域不平等急剧扩大的过程中,教育不仅没有坚守自己的平等原则,反而由于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而成为扩大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产业化改革迷失了方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体制确实需要进行认真的改革。但是,高等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包括一些高校的所谓专家,并没有认真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反而借口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采取了一系列违反高教基本规律的所谓改革措施,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
  其一是打着教育产业化旗号,用高收费解决高校自身资金不足问题,结果将很多有才华的学生挡在高等学校的门外。贫困家庭的子女即使进了高等学校的门,也得不到应有的经济援助,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其二是教师考核标准出了问题。把发表论文的数量作为高校教师考核、升级的主要标准,并规定每个教师的创收任务;使得教师不是忙于自己的论文,就是忙于挣钱,无法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教学上。现在很多大学的知名教授,基本上不给本科生上课。研究生的教学质量也不容乐观,一个导师带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研究生,不少研究生直到毕业,也没有见过导师几面。记得1977年恢复高考后,清华大学上专业基础课的都是国内知名教授,教电路的是萧达川教授,教电场基础理论的是王先冲教授。现在很难见到这种情形了。
  其二是企图用合村并屯的办法来建设国际一流大学。梅贻琦先生有言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流大学靠的不是人多势众,而是各师、名系、名专业。想简单地通过院校合并,一下子搞出几十所研究型大学是天方夜谭。
  其四是过分强调知识私有化和个人奋斗。过去我国高等教育的缺点是忽视个人天赋,过分强调个人志愿服从国家需要。现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什么社会责任,民族大义,凡是与集体主义沾边的东西通通舍弃。这和国际上科研、生产的大趋势是背道而驰的。嫌贫爱富做法违背人才培养的规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当然可以收费。但如果把交费作为入学的条件,就违背了人才培养的规律。孔夫子那时候也收费,但对穷学生不收赞。中国的教育传统一贯如此。西方国家的做法也很类似:不管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对优秀学生都不收学费,而且还给奖学金。其实理由很简单,人的天分和能力与家庭的富裕程度无关。美国哈佛、麻省理工等一流大学的学费很贵,一般的美国家庭根本承担不起。但它们对中国学生不但不收学费,而且付给高额奖学金,要他们去美国读学位、搞研究。美国人的解释是:要保持一流大学的领先地位,就需要集中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而优秀人才是无价的。
  大学收费的直接结果是,大学生中的工农子女比例不断下降。高考制度对落后地区和农村的考生也不公平。既然是统一命题,统一试卷,不同地区之间就应该是统一的录取分数线。现在各地搞的(3+X)试点,在我看来是变相的地方保护主义、城市保护主义。现在大学生也不包分配了,更应该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大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殿堂,不应当把社会上贫富差别那一套搞到大学里来。
  在学校教育质量有差别的情况下,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收费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收费不应当成为录取的惟一标准,而且学校的财务状况应当接受社会监督。在错误教育理念的指导下,目前国内一些高收费的所谓贵族学校,实际上是纵容有钱家庭的孩子花天酒地,这样的学校没有前途。国际上有名的英国伊顿公学,是典型的贵族学校。但它是世界上对学生要求最严格的学校之一。搞运动建不成国际一流大学
  近年来,国内办一流大学的声音此起彼伏,大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态势。大学靠的是学术能力和人文传统的积累,急功近利的做法往往适得其反。大专变本科,院系升格,专科大学扩展为综合大学;加之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绩需要,人为合并出若干个门类齐全的超级大校;再来一个扩大招生。
  高等教育本身应当有分工。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理工科大学,农业大学、师范大学等,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和特定的发展目标,没有必要都变成综合大学。普通大学也不可能都办成研究型的,主要任务首先还是要搞好教学。如果想办世界一流大学,可以选择几所基础好的综合大学,给它们更大的自由来开办专业和选择教虽。这类大学光靠政府投资不行,应当按照西方非营利机构的模式组成董事会,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在世界范围内招聘人才,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将教学和一线科研结合起来,鼓励教授、学生自主创业。这样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要创办国际一流大学,从办学方针到组织方式,需要进行一系列变革。目前我们的教学行政部门对大学的具体事务干预过多,学校内部缺乏学术自由的民主气氛,人员流动也存在很大阻力。这些都不利于国际一流大学的创建。问题的根源是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了,但是很多人的思想方法,还带有文革时期的走极端倾向;只不过是从政治决定一切,跳到了市场万能论。其实这也是一种借口。由于政绩观的误导,各级政府无论是上项目,还是搞开发区,都有办法搞钱;一说办教育就没钱了。
  客观原因是80年代地方财政包干以后,把教育经费也包下去了。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义务教育上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加之农村包产到户,集体经济不断萎缩,没有能力继续自己办学。政府教育经费又不断减少,义务教育的城乡差距也不断扩大,以至于很多的公立中小学,政府给的钱还不够发工资,只好自己想办法去筹钱。于是什么校办企业,社会赞助,择校收费等歪门邪道都来了。其后果不仅没有解决义务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还导致了严重的教育腐败。
  本届政府以来,提出了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问题,开始注意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认识上的提高还需要体现在具体政策上。防止义务教育两极分化,关键是政府要出钱。义务教育的本意,是为所有的儿童,包括贫困家庭的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因此,政府必须承担起义务教育领域的财务责任。
  在提高认识,增加政府教育预算的基础上,还有一个政府经费的投向问题。建国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处理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关系问题,总认为义务教育是地方政府、基层政府的事,中央政府的钱大量用在高等教育上。改革开放前的目的是为了赶超,现在则是为了政府官员的政绩,为了改善政府形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基础教育的底子打好了,高等教育才能根深叶茂;基础教育搞不好,即使高等教育人数增加了,质量也上不去。因此,今后不仅要增加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更重要的是,新增加的教育经费应当向基础教育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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