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作为“薛涌美国政治笔记”的第三种，最近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这一系列的第一种，“直话直说的政治”，一年前由广西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久也将再版。这两本书中，有大量篇幅是在介绍美国的教育。只是前者以教育为主，后者以政治、社会为主。把不同的话题混合在一本书中的一大原因，是仅仅谈教育本身只能涉及皮毛，必须把教育放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中才能体会其
精神。

中国实际上正处在美国教育热中。比如，不久前轰轰烈烈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就是以美国的大学为样板。许多海龟回国，他们带回来的经验主要也是美国的。更有许多望子成龙的家长，一心要送自己的孩子到美国留学，找到一些关于美国教育的读物，就如饥似渴地“消化”下去。按说，中国人对美国的教育，不应该太陌生了。

然而，以我的观察，大家对美国的教育，特别是美国的高等教育，仍有盲点。比如现在的海龟越来越多，美国的博士、硕士拿了一萝筐。讲起自己的经历也头头是道。可是真观察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特别是那些刚刚出来时就准备回去的学生，他们常常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不仅和美国的社会缺乏接触，甚至在本大学内，和自己系之外的世界也没有什么接触。几年前在耶鲁读书时，听到一位理工科的中国学生报怨：“出来的时间越长，英语越差。”为什么？据他自己讲，在这里读书就是泡实验室。实验室里全是中国人。顶多偶尔碰上个日本人，英文讲得还不如自己，哪里有提高英文的机会？另有一次，我在耶鲁的中心图书馆碰到一个读商学院的邻居问路。她是带着来参加她毕业典礼的父母参观。我非常好奇：怎么在这里读到毕业，进了图书馆还找不到路？一问才知道，她读书只在本系那边找资料，这里从来就没有来过。毕业典礼时父母玩，才想起这个庞大的中心图书馆是个名胜。

你能听这样的人讲美国教育吗？当年北大掀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主事者信誓旦旦：“在世界一流大学中，博士课程是衡量一个大学水平的核心指标！”我一听就傻眼了：这样的话在美国教育界没有人敢说呀。即使是哈佛这样的研究性大学，本科教育才是核心。不以美国为标本也罢了。但此公口口声声以美国大学为样板，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分明是读书时锁在自己的博士课程中足不出户，本科学院恐怕就没有去过。这样的人来传经，我们的经文自然越念越歪。

我的书，是着重介绍被这些书呆子漏掉的东西。比如，美国大学对世界高等教育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其服务社会的精神。绝大多数美国学生，在学期间都打过义工。这不仅仅是作好事而已，也是人家大学教育的一部分。学生通过这样的经验，体会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懂得如何将所学贡献于社会。而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大部份都没有这样的经验。要去美国留学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也不会期待这样的经验，不理解这种经验对孩子的成长有什么价值。换句话说，我们的留学生，跳过了人家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核心。没有这部份的教育，还是美式教育吗？

我把书名叫“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而不叫什么“美国的一流大学”等等，就是要检讨美国教育的社会和文化层面，而非具体的课程。我深信，不了解美国大学的服务精神，就不了解美国大学的社会功能，也很难懂得在美国大学中的成功之路。这是要补充中国人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理解中最大的一个阙失。

本书的另一主题，是家庭对美国教育的介入。这当然超出了高等教育的范畴。精英是要从小培养的。越是早期教育，家庭的投入就越重要。与我们关于美国人放任孩子的老印象相反，美国家长，主要是中高产阶层的家长，对孩子盯得之紧让你目瞪口呆。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为了督促孩子的学业，辞职当了家庭主妇，没事就到学校当志愿人员。结果，一些富裕郊区的学校，不管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招
募志愿人员时，招一个来十个，学校根本招架不住。家长全面介入学校的教学，重新界定了学校和家庭之间的界线。更极端的，则干脆把孩子从学校撤出，自己来教，形成了家庭私塾热。这一问题，我在“薛涌美国政治笔记”的第二种“右翼帝国的生成”中已经有所讨论，但言尤未尽。理当在日后的“笔记”中深追。

这种家庭介入学校教育，和中国目前中产新贵对独生子的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的中产新贵教育孩子，注重的是选择好学校，把教育职责全推给老师，最多不就是多花钱吗？用当今时髦的经济术语说，就是教育“外包”。美国的中高产阶级，则认为一切都可以“外包”，但自己孩子的教育不能“外包”给别人，一定要自己监督。这种对谁也不放心的态度，建筑在独立的家庭价值之上。中国自建国以来，曾经施行极端的计划经济，一度家庭的功能萎缩到极点，乃至吃饭也要到食堂去。在正常的日子里，教育也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由国家操心。家长专心工作，孩子交给学校。现在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转型为市场经济，但这种计划经济的文化还没有变。大家觉得家长和老师间有鲜明的分工，找到可靠的老师，家长就可以忙自己的事情了。事实上，中国的家庭教育如何重新介入学校教育，是我们培养下一代的一大挑战。在这方面，美国家长的投入精神，是值得我们三思的。

精英的教育创造一个精英的社会。美国最近的教育动向，已经开始塑造美国的未来。可以预见，美国将出现一个极端富裕、有巨大政治影响力和文化品味的教育精英阶层。本世纪全球化的统治者，就是这个阶层。这个阶层同传统的贵族不同，是靠教育而非家谱塑造，具有相当的开放性。进入这个阶层，入口就在五、六岁孩子的钢琴课、舞蹈课、外语课、游泳班等等地方，在于家长为了孩子的教育，以“孟母三迁”的精神选择学区(即自己的住所)。美国的父母这样疯狂地投身于教育，是因为教育的成功或不成功，带来的奖赏和惩罚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社会会因为教育而分化，从一个平民社会转化为精英社会。面对这样的前景，大家都想赶着上精英这条船。这就是本书讨论的第三大主题。

美国是一个极度复杂的社会。我住了十多年，虽然留心观察，从来不敢自称入门。不过，观察总有个起点。我在序言中说过，我写美国，不用启蒙笔法，不会居高临下地告诉读者：人家美国这样了，所以我们也得这样。相反，我宁愿以一个住在这里、正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同时也在大学教书的人的眼光，把看到的矛盾、困惑都写出来。而且只要这种观察在继续，写作就会继续。所以，我可以有信心地告诉读者，“薛涌美国政治笔记”之四、之五，还会不断出来。美国的教育，仍然会是其中一个核心的主题。

中国的大学何以误入歧途？
“谁的大学？”后记
薛涌

本书最重要的主题，是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的批判。这一运动，已经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误入歧途。更糟的是，人们虽然在这一运动发足之际对之百般嘲弄，但几乎没有人提出过系统的批判。因此，我希望本书的出版是对这一运动全面审视的开始。

我从1979年到1983年在北大读了四年书。1995年进入耶鲁大学，从硕士到博士，读了9年。成人时代的大部份时间都在大学渡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鼓吹者公开承认，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把北大这样的大学建设成哈佛和耶鲁。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在这一运动的起点和终点上都有过切身的生活体验。本书通过一系列小文章，把这些体验讲出来。希望能够给读者反省中国的大学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中国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实际上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在高等教育中的反映。改革以来二十多年的高度经济增长，使中国的GDP排在世界第六、七位之间。国际间的经济学家纷纷预测，中国将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本世纪四十年代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样的远景和现实，培养了中国人的大国意识。不入流的中国大学，与中国的大国身分不符，使政府和老百姓都难以接受。同时，我们羡慕美国大学的优异，认定要和美国平起平坐，大学就必
须追上人家。

这一民族主义在高等教育上的自觉，和美国十九世纪六十到九十年代特别相似。当时美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一马当先，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但是，美国的大学，比起欧洲来还不入流。有人评论：美国大学生的毕业水平，大致相当于欧洲大学生的入学水平。因此，美国高等教育界人士发誓要赶超欧洲，并且把欧洲最优秀的大学，即德国的大学，作为自己的样板。美国教育史家Laurence Veysey在其“美国大学的崛起”(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大学，实际上就起源于这个时代。在南北战争前，美国无所谓大学(University)，有的不过是学院(college)。哈佛、耶鲁都属于学院。带有研究性的大学，基本是一个欧洲的概念。直到到1870年，耶鲁大学的教授William Graham Sumner还在报怨：“在耶鲁就没有学术生涯这回事。”

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在德国模式的影响下，美国的一系列研究性大学开张。首先是1870年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接下来是1891年建立的斯坦福大学，以及1892年改头换面的芝加哥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传统名校，也迅速转型，向研究大学发展。可以说，在这个时代，美国掀起了一个以德国大学为范本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并奠定了至今为止美国一流大学的基础。

我们真要以美国为范本，就要好好研究那个时代，看看人家为什么成功。表面上看，那个时代和中国当今所处的历史阶段有惊人的相似。但是认真分析就会发现，虽然美国和中国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都由民族主义的大国情怀所驱动，两者却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路。

首先，虽然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远远无法和当时的美国相比。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还要等大约40年的时间。况且，即使到那个时刻，以人均GDP来衡量，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属于世界二、三流水平，最多是个中等发展国家。十九世纪下半期的美国，则不仅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在人均GDP、每小时GDP产出(也就是劳动生产率)方面，都领先于欧洲。在那个“镀金时代”，美国享受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这些财富，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高等教育。象洛克菲勒、卡耐基等工业家，富足后成了慈善家。他们大笔的捐助，使美国的大学一下子获得了优势。

第二，在这个时代，美国的大学在低层次上已经奠定了一个多元的格局，而不是几个巨头垄断。用不好听的话说，就是遍地野鸡大学。根据Lord Bryce于1888年的观察：人口2300万的英格兰，只有四个颁发学位的大学，平均575万人才有一所大学。美国人口6000多万，大学竟有415个，平均14.5万人就有一所大学。这其中很少有几个能称得上是现代大学。在俄亥俄州，300万居民中有37所高等院校，平均8万多居民一所，但其中几乎没有一个够得上大学的标准。英格兰之所以仅用4所大学为其2300万人口服务，是因为其大学服务于精英。美国的大学则服务于大众，根本不追求研究性大学的目标。在许多人看来，大学本质上就是一个精英的机构。民主社会的大众教育市场品味，必定把贵族社会的精英标准给拉下来。所以，美国的大学在基因上就比不上欧洲大学。

但是，这一以大众市场为基本动力的美国大学，在二战后终于显示出对欧洲模式的优越性，最终使美国几乎垄断了“世界一流大学”。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典型的欧洲大学是在政府的教育部控制之下。高等教育按照等级被官僚系统组织起来，教授是国家的公务员，学生是经过层层筛选的少数学术精英，他们在大学接受严格的职业训练，最后成为中高层的专家。在欧洲，大学的竞争，体
现在学生入学的竞争上。但是，在大学之间却无所谓竞争。大学都是在官僚机构的领地之内各安其位，旱涝保收。

美国的大学则是在非计划的过程中自然发展，带有极大的分散性和随意性。学生进大学是接受普通的人文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liberal arts)，专业性很低。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其御任的告别信中本来想提出建立一个国家大学的计划，但被该信的起草人含糊地改成“传播知识的机构”。华盛顿和其五位继任者一再要求建立全国性大学，都被议会否决。结果，美国的大学没有中央计划，没有国家标准。在私立大学之外，所谓公立大学实际上就是州立大学。到1945年，48个州有641个公立高等院校，160万学生。但这些院校的目标、规模、质量都千差万别，无一定之规。

这一“无法无天”的多元化格局，比起欧洲的体制来，可以不经过根本的结构性变动而迅速扩张。1910年，美国有977所高等院校，学生达35万多人。法国只有16所高等院校，学生仅14000人，美国大学的教师大概就有这样的数字。二战前大量德国犹太科学家逃到英国，英国的大学没有位置安置，但美国大学则来者不拒，显示出其海纳百川的优越性。

在1950年，三分之二的美国大学是私立的。经过六、七十年代州立大学的飞速扩张，到1988年，私立大学仍然占美国高等院校的54%。这些私立大学，经营如同企业，在市场上激烈竞争，彼此抢学生、抢教授、抢研究基金，后起的州立大学也不得不加入这样的竞争。所以，是私立大学为美国的高等教育确立了标准和游戏规则。

第三，美国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远不象我们这样成为“国家重大工程”，甚至根本不为社会所注意。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美国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几乎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在1870年代，美国人口增加了23%，而在最顶尖的20所大学中的学生数目只增长了3.5%。1885年，美国的国会议员中有大学学历的不到四分之一，而十年前还有38%。

这一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急速的工业化进程。在过去，进大学接受古典训练、培养上流社会的趣味，是获得令人尊重的社会地位的重要渠道。但是，工业化的展开和城市的崛起，给年轻人提供了迅速致富的途经。大学里那些文雅的修身之道，与物欲横流的现实格格不入。结果，很多人瞧不起大学生，甚至被大学录取的孩子会受到同伴的嘲笑。1889年，一个银行家宣布不雇一个大学生。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则嘲笑大学生们在那里学习已经死去的语言，好象是在适应另一个星球上的生活。

社会对大学的敌意和蔑视，加重了大学的危机感，刺激大学迅速转型。同时，大学不是公共事务的中心，不被人们注意，也给改革者们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好处：他们可以在人们不注意的情况下，较为自由的试验一些新的教育哲学。这也是美国的大学得以重新组合的关键因素。遗憾的是，人家成功的经验，我们几乎一点也没有学。我们嘴上说是学美国的大学，实际上走的还是欧洲模式。甚至一些领衔的改革者，口口声声说一定要模仿美国，不能学欧洲，但对自己陷于欧洲模式不能自拔的现实很少有反省。

欧洲大学在二战后，被美国的大学打得一败涂地。但是，欧洲的大学模式，通过其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几乎影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比如日本的大学，说到底还是欧洲模式。中国现在的大学制度，实际上也是欧洲体制的变种。

这个体制失败的要害，是国家控制大学。大学经营遵循的是官僚逻辑而非市场逻辑。这种官僚大学，在二十世纪以前取得了成功，但在二十世纪必然没落，在二十一世纪就更无前途。其中关键的原因，在于二十世纪以前的欧洲是精英社会；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则进入平民社会。在精英社会，大学需要培养的精英数量非常少。在二战前，大部份欧洲国家的大学生人数，不超过适龄人口的5%。国家可以调动有限资源，仅建那么几所大学，满足社会对精英的需要。

如今，大学教育完全平民化。30-40%的欧洲适龄青年都要进大学读书。通过官僚的行政手段和国家资源满足这么多人的高等教育需求，必然使政府在财政上力不可支。更重要的是：不管大学多么普及，大学生日后的生活水平要远高于那些不上大学的人。如果让政府包揽大学教育，就等于用穷人的税金，支付那些最终的优位阶层致富的开销，是典型的劫贫济富。在十九世纪，欧洲民智未开，平等意识不强，对上层的盘剥不太反抗。况且那时大学生人数少，即使是劫贫济富，所劫的分额有限，人们并无切肤之痛。但这种局面已经无法在二十一世纪维持。一个道德的解决方案，就是政府和社会给愿意上大学的人提供贷款，使那些没有经济资源的人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当他们毕业后开始享受大学教育的经济利益时，必须偿还贷款，为自己的致富“买单”。美国的私立大学的结构，显然更符合这样的思路。

现在的中国，哪个大学能够成功，就在于哪个大学能够把自己精心包装、获得官僚的首肯和大量的国家经费。大家一天到晚在媒体上炒作，根本没有躲开公共舆论、埋头试验新的教育原则的精神。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教授们粉墨登场，把国家投资渲染为大学成功的关键，利用民族主义的大国情怀为自己寻租。大量的国家拨款涌向北大、清华等几个大学。我们遵循的无疑是欧洲的失败模式，根本不是美国模式。看看历史就明白，这样的模式，早晚要失败。

那么，中国大学真正的出路在哪里？首先，我们要建立美国大学的多元格局，鼓励私立大学，引入市场机制。由于过去的集权体制，北大、清华等几个大学在市场竞争中无疑有不公正的垄断性优势。我们需要作的，是削减这样的优势，而不是通过国家拨款扩大这样的优势。国家给这些大学的直接拨款应该停止，实行教育券改革，把钱通过贷款交给受教育者，让手里有钱学生选择把教育资源给哪个学校。北大、清华这样的巨无霸，机构臃肿，应该分解，使其规模缩小，和私立大学接近。这样，各种各样的大学，就会在一个相对接近的水平和规模上展开竞争，优胜劣汰。那些在教育上最有创意的，最终才能够成为众望所归的“一流大学”。

几年前，北京一所办托福班起家的学校“新东方”声言要成为“东方的哈佛”，惹来北大教授们的嘲笑，称之为“不懂教育”。其实，这类自负盈亏的民办学校，比北大这种吃皇粮的学校，更能代表中国高等教育的希望。哈佛、耶鲁刚刚创办时，如果也敢声言要成为新大陆的牛津、剑桥，那些英格兰的教授恐怕会同样笑掉大牙。但现在怎么样呢？“一流大学”是自己竞争出来的，不是官僚给的。新东方至少还有这个志气，北大则没有。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我们根本不可能以国家经费打造“世界一流”。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更接近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是新东方这类民间学校蓬勃兴起的时刻。我们怕的不是遍地野鸡大学，而是几个精英大学垄断教育资源。所以，在断绝对大学无条件的财政拨款的同时，我们必须放松对民间大学的管制。

我相信，大多数读者在读完此书后会说：“作者有些批评有道理，讲的一些事情和观点也很新鲜。但是，他毕竟在美国生活时间太久，提出的意见不合中国国情。”我则认为，这样的反应也许说明了我们的社会正在丧失想象力。我知道中国的“国情”，也知道中国教育界不可能短期内接受我的主张。也正因为如此，我预言不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二十年后会成为笑谈，而且中国的高等教育将面临更加深重的危机。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大学的经营可能如同近十年已经声名狼籍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只追求投入，不追求产出，教育成本飞涨，教育水平下降。大学教育券的问题，早晚要提出来，人们也许还会回来读一读本书。但愿到时候我们花的学费不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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