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北京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No. C2002012     2002年8月15日

一．前  言

从1978年到1990年的12年间，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年均增长9.0％，12年间共增加了2.8倍；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5.4％，12年共增加了5.6倍。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明显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其中，城市人均收入年均增长5.9％，而农村因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出现超常规增长，12年间年均增长9.9％，比城市高出四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02 ，第17页，94页，148页)。中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当时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的改革不甚了解，甚至有许多经济学家不看好中国的改革。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应以私有产权为基础，而中国的经济并非如此，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资源配置实行的是双轨制，国家计划还在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虽因具有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高、对人口的补贴低、海外华侨多、经济较为分权等有利的起始条件而在一时间内取得成效（Balcerowicz, 1994；Woo, 1993;Sachs and Woo, 1994 and 1997; Qian and Xu 1993），但是双轨制会导致配置效率的损失、寻租行为、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等，是一个最糟糕的制度安排，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中国的转型最终会因为改革不彻底而失败(Murphy, Schleifer,and Vishny 1992; Sachs, Woo and Yang 2000)。

当时多数经济学家看好前苏联、东欧的改革，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的基本原则来进行改革。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波兰、捷克、俄国等国家推行的“休克疗法”，它包含三方面内容，即价格完全放开、由市场来决定；全面、大规模、快速地实现私有化；消除财政赤字，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Lipton and Sachs 1990; Blanchard, Dornbusch, Krugman, Layard, and Summers, 1991; Boycko, Shleifer and Vishiny, 1995)。这三项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所认为的一个有效的经济体系的最基本内容。

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也知道，从一种经济体系向另一种经济体系过渡，要建立新的制度安排需要时间，要打破旧的既得利益需要有成本，但他们乐观地设想，在推行“休克疗法”初期国民经济虽会有所下降，但半年或一年以后经济就会快速增长（Brada and King, 1991;Kornai, 1990;Lipton and Sachs 1990; Wiles 1995）。据此，他们认为前苏联、东欧的改革虽然比中国起步晚，但很快会超过中国。而中国由于改革的“不彻底”，经济内部的矛盾可能会引发种种困难。

转眼又是十年过去了，事实与90年代初的许多著名经济学的预言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而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反倒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倒退。俄罗斯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到8414％，即一年中物价上涨了84倍；乌克兰达到10155％，即一年上涨101倍。不仅如此，国内生产总值急剧下滑，俄罗斯1995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达到1990年的50％，乌克兰只达到40％。随着人均收入的急剧下滑和收入分配的极端恶化，各种社会指标也在降低，1990年俄国男性的寿命预期是64岁，而1994年下降到了58岁（Gregory and Stuart, 2001, p. 470）。总之，推行“休克疗法” 的国家改革困难重重，并未出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预期的效果。在东欧国家中，波兰经济发展最好，国内生产总值下跌20%左右，但是，波兰并没有真正推行了“休克疗法”，虽然价格全面放开了，但是，绝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World Bank 1996; Dabrowski 2001)。

  在整个90年代，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如从80年代末期就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在90年代仍未彻底完成；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有所拉大；金融体系等方面的许多问题仍有待解决。但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整个90年代国民经济年均增长10.1％，比改革初期12年间还高出了1.1个百分点；对外贸易维持了15.2％的年均增速(国家统计局，2002 ，第17页，94页)。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尤其城市生活水平提高更快。90年代之前，北京、上海新建筑很少，可在这10年中北京已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浦东的变化令外国人目瞪口呆。中国经济发展不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为国际经济做了很大贡献，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时，人民币没有贬值，对东南亚经济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和增长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经济改革在80年代已经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成就，但是，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不看好中国呢？参与了前苏联、东欧改革的萨克斯(Jeffry Sachs)，费雪（Stanley Fisher）,布兰洽(Oliver Blanchard), 斯莱夫（Andrei Shleifer）, 维希尼（Bobert Vishiny），登布胥（Rudiger Dornbusch），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拉亚德（Richard Layard）和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等哈佛、MIT的教授都称得上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许多前沿理论都是他们研究、发展出来的，但他们为什么无法预测、解释推行“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困境，又为什么不看好中国的经济转型呢？本文认为除了这些经济学家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计划经济形成的原因和经济系统转型的实质问题的认识不够外（Murrell 1995），还在于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在分析转型问题上存在着先天的缺陷。本文的组织如下：第二节定义自生能力的概念，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理论分析的暗含前提，但传统计划经济体系却是内生于以优先发展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为目标的赶超战略。第三节，解释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前提的现代经济学来设计的转型政策不管是在前苏联和东欧，或是在中国都不仅不能对症下药，而且，还经常事与愿违。第四节说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现象在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因此，有必要放弃现代经济学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分析转型和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变量。第五节解释传统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成功有赖于企业自生能力的成功解决，并以如何解决中国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来作为分析的案例。第六节是一个简单的结论。

二．          自生能力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理论应该能够用来解释和预测现象，若不能如此，则说明这个理论有根本的缺陷(Friedman 1953)。现在发达经济国家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用来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是非常合适的，但用来解释转型国家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却未必合适。

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即在各种的可能的选择中，一个决策者永远会做最符合他的目标的选择，这个假设是大家熟悉的。但是，还有一个假设是暗含在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被经济学家不自觉地当作经济研究、经济理论的既定前提，我称之为“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的假设。所谓“自生能力（Viability）”我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在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论，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并未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则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有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激励机制或是产权问题，也可能有政府对企业经营的不正当干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确实表现出了这些问题，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成功，有赖于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 “休克疗法”就是建立在上述的理论基础之上。

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发展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要解释的是发达经济国家的现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假定企业具备有自生能力是合适的，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政府，除了很特殊的产业中的企业外，一般不会给与企业补贴和保护的。一个企业如果在正常管理下，大家不预期它会赚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根本不会有人投资、建立这样的企业，如果这样的企业，因为错误的信息而被设立起来，投资者也会用脚投票，而使这家企业垮台。所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存在的企业应该都是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只要有正常的管理就应该能够赚得正常的利润的。既然如此，发达国家主流的经济学用它作为暗含前提来构建理论模型是合适的。

但是，在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是不具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竞争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为什么一个企业会不具自生能力？这主要和这个企业所在的产业、所生产的产品以及所用的技术是否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有关 。

如图1所示，假定有一个只拥有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并只生产一种产品的经济。图中I是一条等产量曲线，曲线上的每一点代表不同的生产技术，A点的技术比B点的技术资本密集，但两种技术所能生产的产品量相等。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到底以哪一个技术来生产较好，则取决于哪一种技术的生产成本较低，如果这个经济中等成本线是C线，那么，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只有选择B点来生产的企业才能够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如果选择了其它种技术来生产则企业将会有亏损，例如，如果采用了A点的技术，亏损将达C和C₁的距离SA。同理，如果等成本线是D，则只有选择A点的技术，企业才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在一个经济中，到底等成本线是像C或像D，则决定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的结构。如果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在劳动力上有比较优势，则等成本线会像C而不像D。相反，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在资本上有比较优势，则等成本线将会像D而不是C。所以，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市场中，一个企业是否能够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亦即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所采用的技术特性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如果和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不一致，这样的企业不具自生能力，只有在政府的补贴和扶持下才能存在。

我们可以把上述一个产品的经济的讨论扩展为一个产业中有许多产品的经济，以及一个经济中有许多产业的情况，所得到的结论，同样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而定。如果不一致，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个企业即使有很好的管理也不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他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保护和补贴。

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决定于其产业、产品、技术选择，说明这个概念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日本的农业。日本的农业以小农为主，农场主既是所有者也是经营者，所以不存在产权的问题，也不存在任何公司治理的问题。但是日本是一个土地极端稀缺的国家，在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如粮食上不具比较优势；又是一个劳动力价格极端昂贵的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产品如蔬菜水果上，也不具比较优势。日本农业的精耕细作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但是，日本农场的生存有赖日本政府的高额财政补贴和关税保护，如果日本政府开放农产品的自由进口，日本绝大多数的农场都要倒闭。

转型国家的许多国有企业也和日本的农场一样存在同样的自生能力的问题。因为在转型经济中的许多国有企业是政府为了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而违反其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尤其是重工业中的大型的国有企业为甚。

其实，转型中国家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为了扶持、保护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重工业企业而形成的。转型中国家，如俄国、中国等，在还没有实行计划经济之前原本是资金稀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在一个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要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重工业项目必须克服许多困难。第一，重工业项目大，建设周期长；第二，重工业所需的关键设备和技术必须从国外引进；第三，一次性投资特别大。而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农业国家的经济也具有三个特征：第一，经济剩余少，因而导致资金短缺，因此，如果由市场决定利率，利率应该会很高。第二，由于出口少，导致外汇短缺。外汇价格由市场决定，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外汇价格就很高。第三，经济剩余少，而且分散，这就对剩余的动员产生困难。如果把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的三个特性与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农业经济的特征放在一起，则可以看到，如果建设周期长，所付的资金成本又很高，还要大量进口机器设备，发展这个行业是相当难的。同样，要把分散的剩余集中起来投入很大的项目也不能靠市场。

于是政府，为了周期长的项目能够被建立起来，只好把利率压低；为了能让这些项目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进口机器设备，只好扭曲汇率，认为抬高本币价值；为了集中剩余，只好让已经建成的企业有很高的利润，以作为下一个投资项目和资金的来源，而要让已经建成的企业有很高的利润，就要压低包括工资在内的各种投入的价格，并且，给与这些企业在产品市场的垄断权。这些价格信号的扭曲必然造成资金、外汇、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供不应求。为了保证稀缺的资源能够被配置在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项目上，就必须要有国家计划，并且用行政的方式按照计划配置资金、外汇、原材料等，而形成了传统的计划配置体系。

在价格扭曲并且用计划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体系中，如果企业是私人拥有，则国家无法保证以价格扭曲集中起来的剩余会按照国家的计划再继续投资到重工业项目中去，因此，国有化成为政府直接掌握这些剩余支配权的一个制度安排。在上述的计划体制中，一个企业所在的是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最终产品部门，其产品市场是垄断的，价格会很高，而且可以享受各种廉价的投入，必然有很高的盈利；反之，如果其所在的是生活必需品或重工业的投入品的部门，其产品价格被人为压低，很可能经营再好也有亏损。因此，一个企业盈利或亏损，很大的程度不取决于经营的好坏，而取决于这个企业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处于什么地位。在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的状况下，而且，缺乏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政府不知道一个盈利企业该有的正常盈利水平、也不知道一个亏损企业该有的亏损水平，如果给企业自主权，企业经济人员容易产生多吃、多拿、多占的道德风险。为了防止利用价格扭曲创造出来的剩余被企业侵占，就剥夺了传统计划体制里国有企业人、财、物、产、供、销的权利（林毅夫，蔡昉、李周，1997；Lin and Tan, 1999）。

实际上，传统的经济体制中全面扭曲资金、外汇、原材料、工资、物价等各种价格信号，以计划取代市场配置、剥夺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各项制度安排，其实是内生于发展战略所要优先发展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现实（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这种安排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讲是在限制条件之下的“次优”选择。通过它可以把分散在各个产业部门的剩余最大程度地集中起来，投资到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项目里去。所以，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经济，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试爆原子弹、发射人造卫星上天。但是，资源配置的效率的，而且，企业因为没有自主权，干好的企业和干坏的企业以及干好的工人和干坏的工人待遇一样，导致积极性差，整个经济的效率非常低。[12]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转型经济大量的企业是不具自生能力的，并由此内生出一系列干预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和后果，那么，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暗含前提的新古典经济学为工具来分析这些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时，提出的政策建议推行的结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事与愿违，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现有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转型的政策措施

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看到很多扭曲的现象，存在公司治理、政企不分、裙带关系、政府对金融和外贸的干预等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经济效率较低。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于政府的发展战略所要建立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如果自生能力的问题不解决，而政府又不愿意或不能让这些企业破产，那么这些扭曲和干预就无法消除。

可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必然受到头脑中理论框架的限制（诺斯2002）。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暗含企业有自生能力的假设，当受到这个理论体系训练的经济学家，看到转型中国家普遍存在他们熟悉的、而且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里已证明会降低经济运行效率的公司治理、产权、政府干预等问题时，会使他们认为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分析转型中国家问题的合适工具（Murrell 1991），而忽视了这些问题其实是内生于政府试图去建立的企业是缺乏自生能力的。于是，当社会主义国家请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家来帮助设计改革方案时，提出的方案、政策只强调产权私有化，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完全市场化等，而且，在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间会有出乎寻常的共识（Summers 1994, p. 252-3）。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来制定改革政策的最具体和集中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其内容有如下几项：强化政府的财政纪律，增加政府在改进收入分配和过去受忽视而又有高回报的领域的公共投资，扩大税收的基础，统一汇率，贸易自由化，消除外国直接投资的障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放松对市场准入的管制，和保护私有产权等(Williamson 1997)。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外国经济学家提出的“休克疗法”，其实也是依据上述共识而设计的（Kolodko 2001）。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在90年代初，国际经济学界普遍看好推行“休克疗法”的前苏联、东欧的改革，而不看好实行渐进改革的中国。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不仅影响了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的主流经济学家对其自身问题的看法，而且当他们在分析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系的问题，或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在思考他们的问题时也不自觉地以此为参考的框架。例如，在1930年代发生的著名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不管是赞成方的奥斯卡.兰格，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利用模拟市场的方式使资源配置的效率高于市场机制（Lange 1936, 1937），或反对方的海耶克和逢.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不能克服信息问题而必然失败(Hayek 1935)，两方其实都以社会主义国家所要建设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为暗含前提。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科尔内是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最杰出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预算软约束的概念（Kornai 1986）。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里，经营不好的企业随时可以跟国家要优惠，要补贴。而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经营不好则要破产。科尔内认为预算软约束是国有企业缺乏改进生产的积极性，道德风险普遍存在的主要原因，而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则是因为社会主义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所致，所以，要提高企业效率，必须进行产权改革，切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以消除预算软约束必须。在科内尔的理论体系中不自觉地也把国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前提。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中预算软约束产生其实是因为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没有人会去投资、经营，为了把这些企业建立起来，政府就必须负起保护和补贴的责任。但因为信息不对称，政府并不知道要多少保护和补贴才够，因此，企业会把因为经营不善引起的亏损的责任也推给政府，说是政府的保护和补贴的力度不够，在政府不愿让这些企业破产，又对其亏损负有责任得情况下，就形成了预算软约束的现象（Lin and Tan 1999）。企业预算软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不在于社会主义政府的父爱主义，因此，即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由政府推动而建立起来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同样会存在，例如，具有赶超特性的韩国的大企业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推翻了社会主义政府，将企业私有化了，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也不能消除。

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公司治理、政企不分、产权安排、市场扭曲等一系列问题是内生于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企业是不具自生能力的，那么，不解决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按新古典的经济理论来改变产权安排、政企不分、公司治理等，其结果不仅不能达到政策设计当初的预期，而且，经常使问题更为恶化。在前苏联、东欧换掉了社会主义政府，推行了“休克疗法”，实行了私有化，并未能消除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而私有化后的企业经理向国家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反而会高于国有企业。据1996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的研究证明，前苏联、东欧在全盘私有化以后，政府给国有企业扶持不仅没有减少，有些反而还在增加。同时，转型前推行的是统收统支，转型后，政府的税收能力大大降低，在给于企业的扶持不能减少的情况下，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也就不奇怪了。

不仅按现有的经济理论设计出来的“休克疗法”在前苏联、东欧的推行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在我国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或发达国家的经验设计的改革方案，也经常遭遇和休克疗法同样的命运。中国改革从1978年开始，效果最显著的是邓小平总结出来的两个“意想不到”：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的生命力和对农业的巨大推动力（Lin 1992）；二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国民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 (Lin and Yang 2001)。而这些并不是改革者事先设计出来的，而是农民在实践中自发推动的改革措施。中国23年来的改革中，由政府设计出来的改革方案，有不少命运和前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一样。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例，改革初期，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在于，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缺乏自主权，盈利的企业和亏损的企业、干好的工人和干坏的工人在激励上没有差别，因此，推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扩大了厂长、经理的自主权，让企业分享一定比例的效益，这种改革措施在试点时有效，全面推广后就无效，形成所谓生产率提高，利润率却下降的现象。于是，理论界认为是产权安排不完善，国有企业归全国人民所有，但交由厂长、经理管理，出现产权缺位，没有人真正关心国有企业的保值与增值。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的方向转为明晰产权，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董事会、监事会等。产权安排和公司治理最完善的应该是股份制公司，因为股份公司上市之前有多少资产是要评估确定的，上市以后，有一部分股份是归国有的，一部分是非国有的股东所有，除了董事会和监事会外，非国有的股东应该会为了自己的股份的报纸的增殖而关心公司的经营、管理。可是这一措施推行几年后，上市公司的各种指标基本上与未上市公司没有两样（林义相 1999）。开始时，以为非国有股东都是散户，每个股民对每家企业拥有的资产的比例非常少，因此对管理企业，监督经营没有多大积极性。因为那么少的资产比例，即使因为他们的努力，而使企业经营好了，每个股民也只不过拿了改善经营绩效的万分之一或几万分之一，所以不关心企业的经营管理，他们就只注意股票价格的涨跌，造成股市很大的投机性，一张股票一年被炒卖好几次，基本没有人长期持有股票。后来理论界认为国外的股份公司大部分的股票是机构投资者拥有的，一个机构投资者可能拥有一家企业股票的5％或更多的股票，而且作为机构投资者可以请专业人员对企业的各种报表进行分析，真正形成对企业的有效监督。为此，我国在1998年引进了投资基金。但引进基金以后，不仅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没有减少，反而更糟。这些机构投资者不仅投机而且还做庄，操纵股票的市场价格。为什么是这样的呢？道理很简单，这些上市公司并没有解决自生能力问题，因此在竞争的市场中不能盈利。不能盈利就不能有分红，散户拿了不能分红的股票等于是一张废纸，当然自能靠股票价格涨跌的投机行为来获利。而机构投资者虽然拥有企业很多股票，但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不能分红，机构投资者同样不可能靠长期持有股票来获利，而机构投资者可动用的资金多，而流通的股票少，当然可以操纵股价涨跌来获利(林毅夫2001)。这样看来，按照新古典现有的理论设计，或是照搬西方的经验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就在于这个理论前提以及西方企业普遍存在的前提与我们的企业特性是不一样的。

四、自生能力问题的普遍性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扩展 

企业自生能力不仅是转型国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独立的一些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看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对其政治、经济力量的决定作用，但是，没认识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结构，于是试图在自身的比较优势不具备的条件下去发展和发达国家同样水平的产业，于是靠对要素价格、金融体系、国际贸易、投资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而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Chenery, 1961； Krueger 1992）。但是，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只有在政府的持续保护和补贴下才能生存，而政府对价格信号、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的干预必然导致寻租行为的横行和裙带资本主义等现象，而使收入分配不公，效率低下，经济、社会不稳定等（Krueger, 1974;林毅夫2002）。

上述思想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即使在一些新兴工业化经济也存在，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国台湾省的人均收入比韩国高，但韩国的大企业集团，与我国的台湾省的同类企业比较，在技术、资金密集程度上高了一个档次。在1998年的这场东亚金融危机中，台湾的汇率只贬值了15%，而且，除了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资本帐户没有开放的大陆以外，台湾是在东亚地区唯一维持正增长的经济，1998年达4.5％，1999年达5.7％。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能维持这样的增长率，证明它的企业是有竞争力，有自生能力的。而韩国经济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崩溃了，不得不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以渡过难关。在推行了IMF的援助条款取消了对大企业的各种保护的补贴以后，目前韩国的30家大企业集团，有17家已经破产了。这表明这些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在竞争的市场中，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是根本不能生存的。

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手段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保护手段很相似，政府压低利率，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方向进行干预，用廉价的资金来支持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并对进口贸易设置各种障碍，使得这些企业免予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没有比较优势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建立起来的企业难于创造真正的剩余，而有比较优势能够创造剩余的企业在政府的歧视政策下难于发展，因此，整个经济可以动员的资金将逐渐枯竭，如果像印度、巴基斯坦和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不对外举债，则经济发展的速度将陷入停滞的困境，如果像拉丁美洲国家，或东亚金融危机前的韩国、泰国、印尼等那样允许政府或企业对外举债，则最终将出现债务危机（Krueger 1992）。

当一个国家出现债务危机，在目前的国际金融框架下，只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援助。IMF在给与贷款时，通常会附带一个“援助条款（conditionality）”，要求受援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这个“援助条款”的基本理念就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这些条款要求解决宏观政策扭曲、政府对银行、企业的干预、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但由于这个共识的理论基础假定了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所以在上述诸多措施中不仅没有任何一项是用来改善企业的自生能力的，而且，有多项实际上是取消了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和补贴的。如果像韩国和有些市场经济的国家，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仅是经济中的一小部分，那么一步跃过鸿沟是可能的，实行这个共识的改革措施以后，经济效率的提高可以抵消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所带来的震荡，而很快恢复增长。可是，如果像转型中国家那样，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休克疗法推行的结果，国民经济的增长就不会是“J 曲线—稍微下滑后很快就恢复增长”,而可能是“L 曲线—急剧下滑后陷入长期停滞而后才恢复一点增长”（Lin 1998）。[20]

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既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那么，在研究和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时，就不能再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经济理论分析的一个暗含的假设，而必须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任何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时的具体考虑变量。

其实现代经济学也是在放弃一些不合实际的、暗含的基本假设而不断发展起来的。现代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在1890年阿尔费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出版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即已初备雏形。在马歇尔的理论体系里，除了本文所提出的，到现在还为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外，还假设了信息是完备的和交易费用是不存在的。

经济理论是一个解释人们所观察到的和预测将发生的经济现象的工具。按弗里德曼（1953）的观点一个理论是否可以被接受不在于假设是否和实际条件一致，而在于理论的推论是否和现象一致。马歇尔的理论体系在解释和预测众多经济现象上非常有力，例如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人们购买该种商品的数量通常会下降。但是，这些暗含假设也限制了马歇尔体系对某些现象的解释力。例如，在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下，每种商品在竞争的市场中就只会有一个价格，因此，就不该出现所谓的“货比三家不吃亏”的现象。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乔治·斯蒂格勒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放弃了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提出了信息不充分，信息有价值，信息的获取有成本，使信息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考虑变量而成为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去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罗夫和麦克·斯宾舍则进一步提出，不仅信息是不完备的，而且信息的分布在生产者、消费者、所有者、委托代理者之间是不对称的而获奖。另外，根据马歇尔的体系，市场竞争的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按此难于解释为何存在非市场配置的企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的贡献则在于放弃了马歇尔体系中市场交易没有交易成本的暗含假设，开启了现代经济学对契约、产权和非市场制度的研究，形成了交易费用学派。

经济理论的作用就像一张地图，地图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帮我们了解周遭的环境以及下一步如果往前、往后、往右或往左会遇到什么新景象的工具。地图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简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标忽略了或划错了，经常会造成人们行动的失误。当我们察觉到这个问题时，就应该及时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改正地图。企业不具自生能力的情况在转型中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因此，在分析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以及制定解决问题的有关政策时，应该放弃现有经济理论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把许多企业可能不具自生能力作为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也就会不会无条件按“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来制定转型和改革政策，明白成功的转型和改革还有赖于创造条件使绝大多数的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为有自生能力。

另外，根据自生能力的概念一个国家发展的目标也必须重新定位。传统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经济学家和社会精英把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最发达国家具有优势的产业、采用同样先进水平的技术、生产同样的产品。但是，一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是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不顾自己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现状，试图去建立、采用、生产和发达国家同样的产业、产品和技术，其发展目标的载体—企业必然没有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生存，因此，为了这个发展目标，政府就必须靠扭曲价格信号、干预资源配置来补贴、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寻租、预算软约束、宏观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接踵而至，结果是好心干坏事，经济发展欲速不达。

从自生能力的概念出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因为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然必须提升其产业、产品、技术水平。在每个国家的土地（自然资源）的禀赋是给定的前提下，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指的是每个劳动者所可支配的资本的量的增加，资本来自于剩余的积累，要最快的提升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个国家就必须在每一个时点创造最大的剩余，并将剩余中最大的部分用来作为积累。一个国家如果能在每一个时点上按其当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整个经济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并且，资本的回报率会最高，积累的意愿会最大，要素禀赋结构提高的速度会最快。

企业关心的是产品的价格和生产的成本，而不是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本身，只有产品的价格反映国际市场的价格，投入要素的价格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种投入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企业才会自动地按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其产业、产品和技术。只有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产品和投入要素的价格才具有上述特性，因此，以最大程度加快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为发展政策的具体目标时，维持经济的开放和市场的充分竞争就成为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同时，当要素禀赋结构提升时，原来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只有根据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来进行产业、产品、技术的升级才能继续维持其自生能力。产业、产品、技术的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需要企业充分掌握合适的、新的产业、产品、技术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并不是完备而随时可免费获得的。要知道这些信息，每个企业需要花费一定资源去搜寻和分析分布在各国的各种产业、产品及技术的资料、各种产品的市场大小以及其他国家的产业发展的趋势等。如果企业自己从事这些活动，那么它就会对这些信息保守秘密，其他企业相应也需要花费同样的资源去获得同样的信息，信息重复投资的现象就会出现。然而，信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一旦信息收集和加工工作完成，信息分享的成本接近于零。所以政府可以收集关于新产业、市场和技术方面的信息，然后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免费提供给所有的企业。

经济中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常常要求不同企业和部门能够协同配合。例如新的产业和技术对人力资本或技巧方面的要求可能不同于老的产业和技术，一个企业也许不能将这些新的条件的供给完全内部化，需要依赖外部来源的帮助。所以，一个企业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企业之外是否存在新的人力资本的供给。除了人力资本外，这种升级也可能需要有新的金融制度、贸易安排、市场营销渠道等。因此，政府也可以使用产业政策协调不同产业和部门的企业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

产业和技术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本质上是有风险的。即使有政府产业政策提供的信息与协调，尝试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的企业也仍然有可能因为升级本身过于雄心勃勃，新的市场太小，协调不适当等等情况的出现而失败。一个企业的失败会告诉其他企业，这个产业政策不合适，它们因而能够通过不遵循这个政策而避免失败。也就是说，第一个企业支付了失败的成本，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如果第一个企业成功了，这个成功也会为其他企业提供外部性，促使其它企业从事类似的升级，第一个企业可能享有的创新租金也就会很快消失。这样，第一个企业可能的失败成本和成功红利之间是不对称的。为了补偿外部性和可能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政府可以向首先响应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某种形式的补贴，如税收激励或贷款担保等。

上述以利用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政策，可以让一个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低成本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快经济发展，而实现在收入、产业、技术水平上向发达国家的收敛（林毅夫2002）。需要注意的是，在以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为目标的发展政策和以提高产业、产品、和技术为直接目标的发展政策下都可能有产业政策，但前者所要支持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而后者所要支持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前者所需要的补贴是少量的，有一定期限的就足以补偿信息的外部性，而后者则需要依靠政府提供大量、连续的政策优惠或支持。

五、自生能力与经济转型

传统计划经济体系的形成内生于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具自生能力。传统计划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在转型过程中，传统企业不具自生能力的问题就会由隐性变为显性，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解决如何，决定了转型能否平稳和成功的关键。

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既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生存，那么，以休克疗法的方式试图一步跳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鸿沟，必然造成大量的企业破产、失业、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动荡就不可避免。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失业实际上是任何社会都难于接受的，因此，在实行了休克疗法以后，政府仍然会继续补贴那些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结果造成有休克而无疗法的尴尬局面。像我国那样以渐进的方式，实行双轨制，一方面放开政府对资源的严格控制，允许新的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创造新的资源增量，为传统部门的改革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给与传统部门的企业继续必要的保护和扶持，使其不会马上面临关门、破产的危险，然后创造条件解决传统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这种方式有可能既维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同时又保持较高的增长，使转型有可能在帕累托改进或卡尔达改进的方式下进行（Lin, Cai and Li 1996）。

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完成则有赖于传统产业部门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解决，否则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干预和由此导致的问题就无法避免。例如，在中国转型期间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银行的呆坏帐比例非常高，腐败现象触目惊心，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等，这些现象都和国有企业的生存仍然需要依靠政府的补贴和保护有关。在1983年以后，我国对国有企业的支持由免费的财政直接拨款改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低息贷款，目前70%以上的银行贷款是给了国有企业，但企业经营不好，还不起钱也就变成了银行的呆坏帐。为了扶持国有企业，除了给与低息贷款外，还限制市场的进入，使其享有一定程度的垄断利润，许多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为了多获得低息贷款或取得市场准入的许可而向政府寻租，腐败的现象也就难于禁止。地区收入的扩大则是因为中国的幅员辽阔，各地的比较优势不同，东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制造业，中部地区是农业，而西部地区是矿产、自然资源，为了补贴国有企业，政府人为压低大宗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当东部在改革以后，利用其优越的地理和市场条件，在制造业方面取得迅速发展时，从中部进口的农产品和从西部进口的矿产品不断增加，实际上形成了较为贫穷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在补贴较为富有的东部，因此，当东部越发展，东、中西部的差距也就越大。政府继续保持对大宗农产品和矿产品价格的干预，同样是为了扶持在竞争的市场中不具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如果国有企业的问题解决了，不需要给与低息贷款、市场垄断和低价原材料等方式的补贴和保护，上述问题也就能够迎刃而解（Lin, Cai and Li 2001）。

自生能力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我建议分成四种类型的企业来解决。第一种类型的企业是生产其产品所要求的资金和技术很密集，在我国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没有它就没有国防安全，而且无法从国外进口。对这样的企业，任何国家都是只能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来扶持，并由政府直接进行监督其生产经营。然而，属于这类型的企业数量不会太多。第二种类型的企业，同样要求有非常密集的资金和技术，但是它的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同时，在国防安全上也不是非常敏感，对这一类型的企业，可以采用以市场换资金的方式，利用国外的资金来克服国内的要素禀赋结构对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限制。以市场换资金有两种方式，其一是直接到国外去上市，其二是跟国外的企业合资，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第三种类型企业其所在的产业资金很密集，但产品在国内没有多大的市场，不可能用市场换资金，对这一类型的企业解决自生能力的唯一的办法是利用传统大型国有企业在工程设计力量的人力资本优势，转去生产符合国内经济比较优势，而且有相当大国内有市场的产品。第四种类型的企业是，连人力资本的优势也没有，则只能让其破产。

当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解决以后，企业能否盈利，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里所讨论的公司治理、市场经济竞争的问题了。国家对企业的盈亏不再负有责任，那么，其他由传统的计划体制残余下来，为了保护、补贴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的改革也就能够彻底进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也就能够完成。

六．结  语

       本文从转型中国家根据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而设计的转型政策的失败和“华盛顿共识”在解决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危机时所带来的诸多事与愿违的结果，反思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缺失。现有的、自马歇尔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暗含的前提，亦即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一个企业只要有正常管理，就可以不需要外在力量的保护或扶持而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在这样的前提下，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侧重于公司治理、竞争环境、产权安排等可能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问题。但是，转型中国家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却因政府的赶超愿望，进入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以资金过度密集的技术生产产品，而不具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这些企业即使有正常的管理也不能获得市场上可接受的正常利润。为了把这样的企业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只好以扭曲价格信号、妨碍市场竞争和干预资源配置的方式来保护、扶持这些企业。结果不仅竞争环境不良、公司治理缺失，而且还会出现寻租、收入分配不公、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最后爆发经济危机。在目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影响下，经济学家或政府官员在制定经济转型政策或危机处理政策时，重点会放在改善竞争环境、产权安排、公司治理、政企关系等，而忽视了这些问题其实内生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当经济中大量企业是缺乏自生能力时，这些改革或转型政策的实行，往往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痛苦，而且，可能出现有休克无疗法的尴尬局面。既然，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中大量的企业是不具自生能力的，那么，放弃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问题时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一个具体的考虑变量不仅在政策制定上十分必要，而且，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发展。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一个具体的考虑变量也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明晰其经济职能，避免继续采用扶持不符合比较优势、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使发展中国家能稳定、快速地向发达国家收敛。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林毅夫，“信息产业发展与比较优势原则”〈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0年第19期，总第151期。

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2002年一月。

林毅夫，“关于中国股市的四个问题”〈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1年第7期，总第229期。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英文版，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6；日本版, Tokyo: Nihon Hyo Ron Sha, 1996；韩文版， Seoul: Baeksan Press, 1996; 越文版，Ho Chi Minh City: Saigon Times, 1999 ; 法文版，Paris: Economica, 2000；增订版：中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韩文版，Seoul: Baeksan Press, 2000；台湾繁体字版，台北：联经出版社，2000 （书名改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俄文版，Moscow: Far Eastern Institute Pres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01。 

林毅夫，蔡昉、李周，《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英文版，Lin, Justin Yifu, Fang Cai, and Zhou Li,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林义相，“证券市场的第三次制度创新与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第46－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