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国公民移民国外的现象越来越多，尤其先富起来的群体，更有某种争先恐后之势。2012年12月，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联合发布《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这是中国第一部年度国际移民报告，数据显示，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一千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快完成移民手续。相关数据与2012年8月发布的《2012胡润财富报告》及2011年4月由招商银行与贝恩顾问公司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基本吻合，大体可判定，中国已出现新一波移民潮，而且来势较以往猛。1949年以来，中国被公认的移民潮有两次，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出国留学潮，另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技术移民潮。而今的第三波以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为主体，堪称企业家移民潮。

　　如何看待方兴未艾的企业家移民潮呢？首先应该看到，移民是全球化自然不过的副反应，这是任何一个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可能都难以抗拒的。当前的全球化远非天下一家的状态，骨子里仍然是国家和民族主义，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的确在某些方面模糊了甚至超越了国境线。如果没有人流和物流的自由融合，从而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全球化福利即无从谈起，人类也不会走向全球化。从这一意义上讲，移民也堪称全球化作用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全球化福利的主要表现。中国“入世”已十年有余，对全球化的融入既深且广，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进口市场、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一大债权国，如此的“大进大出”乃至“气吞寰宇”，伴以一定数量的移民输出，何足怪哉？再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但资源短缺、尤其生态压力严峻的现实，更能够理解为什么是中国而非别的国家会成为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中国的巨额移民逆差

　　问题是在于移民的不对称！这从当前全球化的格局充分彰显，资本可以光电速度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先进技术也可以环球自由行，但除特殊情况，一般劳动力几乎没有跨境自由。具体到移民，多是技术和投资移民，而且多是发展中国家甚至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不只是逆差巨大，而且近乎完全单向。西非国家塞拉利昂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医疗人员严重不足，婴幼儿死亡率在2003年高达16.6%，但有消息报道，在美国芝加哥的医院里，来自塞拉利昂的医生比塞拉利昂整个国家的医生还要多。

　　统计显示，2011年中国永久性移民超过15万，已成为当之无愧的最大移民输出国。问题其实不在这，而在于中国只出不进，在移民甚至人才引进上陷入巨额逆差。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先生曾谈到，迄今为止，尚没有一个外国人是带着真正的国际先进技术向中国移民的，也极少有外国人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向中国转移财富。中国也曾在2004年出台“绿卡”制度，过去8年一共发放近5000张绿卡，美国一年就发放100多万张绿卡。中国也积极从海外引进人才，从改革开放到2007年，中国累计引进外国专家281万人次，但其中多是语言专家。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一定程度上已是在为美国作嫁衣裳，《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披露，2002年在美国拿到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到2007年仍滞留美国的比例，以中国最高，达92%。动辄言中国即将超越美国的人当清醒一下！

　　企业家对市场机制意味着什么

　　众所周知，全球化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产业链的国际分工，发达国家在产业链的高端，低消耗量，高附加值；不发达国家在产业链的低端，不是出卖劳力，就是出卖资源。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及全球化的演进，全球化甚至有可能形成生活区与工作区的国际分片，发达国家成为生活区，是人人争相移民的家园；不发达国家沦为单纯的工作区，是人人争相逃离的失乐园。按一些学者的看法，今天的印度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包括自己的国民在内，都把印度当作一个赚钱之地，而非真正的家园。中国是不是也在步印度的后尘呢？

　　这正是企业家移民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它不只是直接挑战了中国为启动改革开放所作的“共同富裕”承诺，既然先富起来的人都一个个移民了，共同富裕岂不一句空话？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移民与科技人才流失连接在一起，不仅将从根本上动摇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使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丧失国家竞争力。可以肯定，如果中国不能够化解企业家移民潮及相关问题，中国不太可能赶超美国，而极其可能步印度后尘。

　　这是由企业家的极端重要性决定的！一般认为，企业家是稀缺资源，实质上，稀缺资源还不足以描述企业家在市场机制中的意义。在论市场机制时，理论上必谈到市场对资源的最优配置，政策上多谈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没有“企业家”的字眼。但其实，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正是通过这一些作规划的主子也就是企业家的算计——实质就是规划——而实现的，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看不见的手，它是完全“看得见”的，没有企业家，就不会有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

　　没有对企业家的自由选择，没有企业家的精明算计，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即成为无稽之谈。市场乃一种选人机制，企业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和灵魂！这正是企业家移民潮给中国带来的严重挑战，企业家非一般的稀缺资源，它超乎资源的含义，如果说资源，企业家是配置资源的资源，是通过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依靠力量。从这一点上讲，企业家移民比科技人才的流失可能更加严重，它不只是直接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空心化，理论上讲，它可以使国家丧失优化配置资源的能力，导致国家在全球化中边缘化，乃至被他人所配置。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竞争可归结为企业家的竞争，哪一个国家更能够吸引企业家，哪个国家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表示：“中国与美国在人才上的比较，中国是从13亿人中选人才，美国是从70亿人中选人才。”中国要赶超美国，不说要从全球范围内选人，但至少不能让自己的企业家群体“集体式出走”。

　　最大危机：流动性泛滥

　　不只是企业家移民潮方兴未艾，公职人员也在悄悄行动，身在曹营心在汉，有的甚至已经把家人全部转移国外，单枪匹马在国内“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引发热议的“裸官”问题。2012年中国法治蓝皮书显示，公职人员对“裸官”现象的认同度颇高，达38.9%，高过一般公众的34.2%。报告并显示，级别越高的公职人员对“裸官”越宽容，在接受调查的省部级、司局级和县处级公职人员中，超过50%认可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在“不得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选项上，省部级高官认可的比例最低。

　　这是否代表某种末世心态呢？或许有点耸人听闻，但可能也不太冤枉。被称为“江西第一贪”原江西副省长胡长清，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因贪污腐败被处以死刑的省部级高官第一人，他之所以丧心病狂地贪污腐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末日心态，据称曾明确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正因为如此，胡副省长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全办了假身份证和因私出国护照，目的非常明确：“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

　　当然不是说认可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就一个个都是胡长清，但这背后的确暴露一个严重的问题，甚至可说是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那就是缺乏家园感，可称之为“流动性泛滥”！所谓“方便子女教育”和“感到不幸福”都是表面的说法，甚至所谓“缺乏安全感”也是表面的原因，深层原因在于信仰危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不足。尽管执政党坚定“三个自信”，但由于理论论证不足，不只是一部分“公知”鞑伐，更广泛的层面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颇有微词，一些人甚至也像胡长清那样口是心非。应该说，这是流动性泛滥最主要的原因。所谓流动性，指的是一个社会系统偏离稳定而长期的博弈的程度。纯粹从财经上讲，流动性泛滥反映一个经济系统缺乏价值投资，投机盛行。更深一层，从社会学上讲，流动性泛滥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混乱、非理性、未定型的反映。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尽管王朝更替，易姓改号，江山代有帝王出，但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中华文明不存在流动性泛滥的问题，原因主要有二：一者作为最高意识形态的“道统”持续而稳定；一者农业文明下人际活动范围相对有限和稳定。当然也还有中华社会长期一统的原因在内。但鸦片战争后，特别甲午战败后，中国人的家园开始动荡，不但作为物质家园陷入动荡，而且精神家园也陷入动荡，流动性严重泛滥。1949年后，物质家园重归一统，精神家园也重归一统，流动性泛滥的问题暂时纾解，但实际上并未达致均衡。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一段时间的蜜月过后，流动性泛滥再掀波浪，没有家园、找不到家园、不以为是家园的感觉弥漫神州大地。底层的农人不再以农村为家，向城市蜂涌，但城市又难是他们的家。一部分人的确先富了，但也缺乏家园感，争相向欧美移民。问题的严重性不经意间泄露了，在建国60周年大庆之际，献礼片《建国大业》隆重反映，有好事者发现，一部热闹的《建国大业》，竟然是由“外国人”主演。后有人模仿着感慨：一群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拍中国的历史大戏，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一种国际主义精神，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这是一群怎样的人？一群高尚的人，一群纯粹的人，一群有道德的人，一群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群有益于人民的人！

　　重建精神家园：摸出更大的石头

　　全球化时代不应该反对移民，移民海外也并不就代表不爱国。恰恰相反，移民海外有可能更爱国。不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华侨更是为国内事业输送过大量正能量。如果从中华文明所固有的天下主义高度看，当前的精英出走近期看是坏事，长远看或许也是好事，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但无论如何，企业家乃至整个精英群体争相移民海外，着实令人高兴不起来。稍微观察大自然就知道，凡是流水冲涮之地，不仅不会有鱼，甚至连水草都不会有，只有沉淀才会带来积蕴与生机——用经济学的话语讲，只有稳定而长远的博弈，才会带来美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流动性泛滥只会带来抢劫，也只是抢劫。没有稳定的博弈，没有长远的预期，美德会寸草不生，一切美好都有赖于稳定而长远的博弈。正因为如此，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移民国外，包括“不能改变国家，那就改变国籍吧”的愤慨之词，对国家的建设及成长都极其不利。国家毫无疑问需要改变，但总体上，精英一个个都去改变国籍，将更不利于改善国家。怎么办？

　　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广东开会，有人汇报说，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冒着生命危险逃向香港，地方不得不在边境上架起铁丝网，并派数千警察和部队巡逻。邓小平表示，用警察或军队解决不了问题，边境两侧生活水平的差距才是症结所在，根本大计是改变政策，从而改善边境这边人们的生活。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化并深化理论论证，既与世界主流话语接轨，也与“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习近平语）接轨，如果说“摸着石头过河”，那正需要摸出更大的石头，为中华民族重建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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