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与人口政策

 摘要：自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以来，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谓众说纷纭，目前的定量分析一般都是根据统计资料研究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相关性，而这种研究方法会因统计样本和统计方法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结论；本文试图首先应运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分析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希望得出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般性结论；其次本文将结合实际进一步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潜在可能的积极作用；最后本文在考虑我国国情和世界人口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提出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 人口增长   经济增长  人口政策

中图分类号：F061.2一、引言

自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以来，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谓众说纷纭，目前的定量分析一般都是根据统计资料研究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相关性，而这种研究方法会因统计方法和统计样本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结论，例如胡鞍钢用回归方法得出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负相关^[1]，而王谦、郭震威又对胡鞍钢的方法提出质疑^[2]。本文准备首先运用经济学理论（模型）讨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中人口增长指人口数量增长，经济增长指人均产出增长），希望得出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般性结论；然后结合实际进一步分析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后对我国人口政策提出建议。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

（一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经济增长早就被人们所关注，但增长理论的确立却是近几十年的事。1939年哈罗德（Harrod）发表了《论动态理论》一文，对经济增长进行考察，把凯思斯的分析长期化、动态化，开创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先河，实现了经济思想分析到模型分析的第一次飞跃 。哈罗德认为，要使一国经济稳定增长，必须满足：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于该模型不具备收敛性，现实很难同时满足上述条件，所以该模型被称为刀刃上的增长，但该模型揭示了经济稳定增长要求一定的人口增长率与之相适应。上世纪50年代，索洛（Solow）突破了哈罗德的局限性，提出新古典增长模型，索洛模型的均衡条件为：sf(k)=nk，其中s为储蓄率，n为人口增长率，k为人均资本，f(k)为人均产出，索洛模型具有收敛性，它论证了经济增长存在稳定性途径，并发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这是经济增长研究的第二次飞跃，但这一模型的经济意义被许多经济学家称为“不愉快的结果”，如果按索洛假设，均衡增长是经济运行常态的话，那么，这种情形下的经济的所有指标是被人口增长率这一外生变量所决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Romor）、卢卡斯（Lucas）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致力于技术进步的内生化研究，实现了经济增长理论从外生均衡分析到内生均衡分析的第三次飞跃。下面我们运用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内生增长模型及其结论

内生增长模型的思想源头是Ramsey模型，Pontryagin动态最优控制方法是内生模型最重要分析工具，罗默构造了一个知识生产、中间产品生产和最终产品生产的三部门模型^[3]，该模型虽然考虑了人力资本H，但人力资本是外生变量，我们参考卢卡斯思想把人力资本内生化^[4]，增加一个人力资本生产部门，构建新模型如下：

我们新构建的模型增加了式（e）,该方程吸收了卢卡斯思想，把人力资本动态化，内生化，该方程意味着人力资本的增加取决于投入人力资本生产部门的人力资本份额。由于新增了式（e），与罗默模型相比，式（b）和式（f）也就做了相应调整。式（a）表示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其中为跨期替带弹性的倒数，为时间贴现率，式（b）是生产函数，A是知识水平，H为人力资本，H_Y是投入最终产品生产的人力资本份额，H_A是投入技术（研发）生产的人力资本份额，是投入人力资本生产的人力资本份额。L为劳动力，K为物质资本，θ₁、θ₂分别是用于R&D生产与人力资本生产的人力资本占总人力资本的比例，是知识生产部门（R&D部门）的生产效率，与人力资本生产部门的生产效率。

我们定义一个现值的Hamiltonian函数

由式⑦发现，经济均衡增长率与人力资本部门生产效率成正比，与时间贴现成反比。我们结果与卢卡斯模型的结论很相似，即从长期看，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无关，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与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该模型也说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解释力。

 三、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进一步分析

（一）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对世界各国人口密度与发展水平进行比较，我们看不出人口（增长）密度对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从二战后各国经济发展看，世界上只有东亚少数几个国家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这几个国家或地区恰恰都是人口高密度的地方，如下表所示

人口密度的国际比较（2002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如果说人口数量（或人口少）能够决定经济增长的话，我们很难解释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人口高密度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很难解释巴西、俄罗斯等人口低密度国家的经济落后。蔡昉等人也解释了人口密度与经济增长相关性极弱的原因^[5]。

第二个例子是2001年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的麦迪森(Moddison)《世纪经济千年史》^[6]，麦迪森对人类进入公元后的2000年经济增长做了比较，按照麦迪森的计算，在第一个千年，世界人口增长1/6，人均收入没有提高；而在刚刚过去的第二个千年里，世界人口增长22倍，人均收入提高13倍。在第二个千年里，又包括两个显著不同的时期，在1000-1820年这820年里，世界人口增长4倍，人均收入只增长50%，在1820年后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从1820—1998年，人口增长5.6倍，人均收入增长8.5倍。当然，在1820年后经济迅猛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科技进步及与之相关的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但人口的快速增长适应了技术进步与市场快速增长的要求，我们认为人口增长在这里可能起到了经济增长推进器的作用。此外，李通屏也证实1956—2000年人口增长对日本经济增长进促进作用^[7]。

（二）被误导的注意力

很多年以来，发展经济学家（包括许多人口学家）一直认为，人口增长拖了贫困国家的后腿，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世界银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组织都是在“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阻碍因素”这一假设下开展工作的。这种情况被人口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 Julian·Simon）称为“被误导的注意力^[8]。直到80年代以后，学术观点才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原因是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经找出能够更好解释经济增长的因素——涵盖技术进步的人力资本与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的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我们已通过上面的模型进行过论证，实际上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精辟论述是早已深入人心；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我们可以用农村承包责任制改革给中国农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来说明，从1950年至1978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而1979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激发出亿万农民生产积极性，人均产量到1985年几乎增长了一倍。所以“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这种思想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一个国家发展的核心因素（制度与技术创新）错误地引开了，西蒙认为这当然会导致对发展中国家不合理的政策建议。

人口增长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在上面模型中已经讨论过，下面我们进一步讨论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可能的或潜在的积极作用。

（三）人口增长为什么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上面我们已经用模型论证人口增长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也用各国经济发展实际说明高人口密度也可能实现经济的高水平发展。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分析人口增长为什么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1.人口规模扩大了市场容量，有利于加深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加速了人力资本和生产经验的积累，形成经济实体之间相互依赖的内在化比较利益和规模效应，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罗默认为规模经济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作用，然而他在1990年发现像印度这样的大国并不一定比小国增长的更快，因此他转入人力资本路线，认为人力资本规模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我们说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有潜在促进作用，一定会引起人们产生与罗默同样的疑问，为什么像中国与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经济增长在过去却很缓慢呢？其实罗默并没有完全了解中印经济（过去）增长缓慢的原因，以中国为例，中国过去市场经济的不发达制约了人口规模扩大带来的专业化与分工的发展，人口增长并没有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此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又使我们丧失比较优势，这也是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9]。1978年以后，中国进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从1979年以来我国以超过9%的年均增长速度雄居世界各国之首，巨大的市场以及其充沛的劳动力供给使世界制造中心正在向中国转移。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是基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设，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新经济使规模收益递减假设可能不再成立。我们由此可以推论，由人口规模而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印度90年代在进行经济改革后，经济开始持续加速，近十五年来平均年经济增长速度为5.8%，印度是继中国之后，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关规模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新加坡学者赖洪毅也有详细论述^[10]。

2.人口密度增加有利于形成集约化经济社会组织。人口密度大的地方生产活动较为密集，产业关联性与产业支持性强；而且较大的人口集中度缩短交通和通讯距离，可以减少库存和交通成本；较大的人口集中度迫使社会向更高的组织化程度方向演变。这些变化短期内也许是有代价的，但长期来看则提高一个社会达到其经济与社会目标的能力，正如西蒙所言，假如我们生活在1万年前的人口密度，那么我们将不会拥有支撑我们社会重要而复杂的社会经济设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的经验证明，人类完全有能力在人口高密地方实现舒适生存和经济发展。

3.人口规模的扩大可能有利于科技进步。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每个国家中的人口中，天生素质的分布和对自然的好奇程度是一样的，人多意味着天才和多才多艺的人也愈多，这有利于增加人类的集体智慧，提高科技进步的速度。林毅夫认为正是中国过去的政治制度（包括古代的科举制度的课程设置及其激励结构）造成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很少有人像西方人那样有浓厚的兴趣获得科技革命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使人多有利于增加集体智和科技进步的潜在优势难以发挥^[11]。现在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及其激励结构（如产权、专利保护等）有利于发挥人口扩大对科技进步的潜在促进作用。

4.新增人口不仅对社会存在负外部性，新增人口对社会发展也存在巨大的正外部性。新增人口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并非如有些人所论述的那样，少生孩子就节约了养育成本，也就提高了人均收入；多生的孩子对生产而言无非是三个人的活由五个人干^[12]。我们认为上述观点的错误在于用静态的观点看待经济增长，即没有看到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蛋糕”越做越大。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人口增长在短期可能会稀释人均资本占有量，会带来教育、医疗、交通拥挤等外部成本，但解决这一类外部成本问题方法可以是价格体系和税收制度的合理化，其不能成为必须要用强制性办法控制人口增长的理由。我们不仅要看到新增人口可能带来的负外部性，也应该考虑新增人口的正外部性，新增人口中的天才、新增人口所产生的新思想、以及“边干边学”所引起的生产力的提高，具有累积性、长期性，其巨大作用可能会抵消甚至超过人口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此外，蔡昉等人从人口结构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13]。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 结论

人口增长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涵盖技术进步的人力资本规模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解释了即使人口不增长、负增长，只要一国人力资本生产效率在提高，经济增长就仍可能持续。如果我们仅考虑经济增长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那么我们不仅要看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可能生产负面影响（有关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的讨论比较多，文献[12]也有详细论述，本文从略。），也要看到人口增长可能产生规模效应，可能有利于科技进步，可能有利于形成集约化经济社会组织以及可能产生的正外部性等而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促进作用。本文的目的是通过讨论，形成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更全面的认识。我们说人口增长可能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一面，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无限制鼓励生育，这是因为人口增长对全球环境、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特别是要考虑中国所面临的人均资源匮乏的现实。我们主张人口增长不仅要与经济增长相适应，更要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但我们不同意中国一定要减少人口才能发展更好的观点。麦多斯在1972年《增长的极限》中运用模型计算出人类在2100年之前崩溃，进而提出在1975年应停止人口增长，1980年停止工业资本增长等，被人们批评为“带着电子计算机的马尔萨斯”。麦多斯的重要错误在于他没有预料到科技进步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巨大作用。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只能在经济与科持发展中去解决。当然麦多斯的预言也给我们敲响警钟，要求我们必须重视人口、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

（二） 政策建议

我们必须在研究世界人口变化规律基础上制定和调整我国人口政策。世界人口变化的特征是：发展中国家生育率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化程度提高，生育率是呈下降趋势的，所以全球总人口发展趋势会经历缓慢增长、加速增长、最终进入缓慢下降阶段。对人类而言，生育孩子的数量主要由养育孩子的成本与收益决定的。在落后经济中，对孩子需求主要是数量的，由于孩子很小就干农活，养育孩子的净成本是很低的。随着经济发展，数量考虑让位于质量考虑，高质量的孩子要求进行高额的人力资本投资，生孩子的机会成本也随妇女劳动参与率和工资率上升而提高。随着经济发展，生孩子的收益下降、成本上升，生育率是呈下降趋势的。目前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控制快增长的人口，而许多发达国家出现了人口负增长而产生的人口过度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等一系列问题。在我国实际上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一方面，在广大的落后的农村地区，为了控制人口的增长，维持稳定的低生育率，我们仍需进行不懈的努力；另一方面，在大城市及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增长的趋势，即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人口过度老龄化威胁也将威胁我国，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具有基数大、速度快、底子薄、负担重、“未富先老”等特点，被称为“跑步进入老龄化”。发达国家经验已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的生殖行为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经济的因素影响，提高生殖率的政策效果甚微。例如，近年来日本、新加波、台湾等国家或地区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纷纷采取延长产假、提高家庭纳税优惠、育婴补贴等各种措施竭力鼓励妇女生育（如日本先后采取了“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多一个建议”等等）但效果甚微。我国的人口变化情况大致也会经历缓慢增长、加速增长、最终进入缓慢下降这三个阶段，基于以上判断，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实际，我们认为我国应重新评估人口数量政策，逐步平稳适当地放宽现行生育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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