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

2005年10月22日晚上，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许小年博士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做了题为“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演讲，演讲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27年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涵盖面比较广的产品和服务市场，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用品已经市场化了；但是完整的市场经济除了包括产品和服务市场之外，还应当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包括债权和股权）市场、外汇市场、土地市场等等，统称生产要素市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也包括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目前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形成共识：当前经济改革的突出问题并不在于产品和服务市场，而是在于生产要素市场。如果生产要素市场没有形成并有效运行，市场体系只能说建成了一小部分；如果没有生产要素市场的支持，产品和服务市场也不可能进行有效的配置资源。当前，我国要素市场的建设和改革面临很多困难，这是因为我们在制度上还面临着一系列阻碍生产要素市场发展的因素。我主要以资本市场为例，讲一讲生产要素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支持，以及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培育和发展生产要素市场。

当前生产要素市场的状况

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包括债权和股权）市场、外汇市场、土地市场等等。先说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分为两类，一类是熟练劳动力的市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蓝领；另一类是专业人士的市场（包括职业经理人、会计师、律师、 投资银行家等），他们往往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和专业训练。目前，蓝领市场在全国各地都已经形成，只是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相对落后的是专业人士的市场，特别是职业经理人市场。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很多民营企业的管理人员不是职业经理人，而是由所有者兼任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往往是家族成员，没有实现所有者和管理者分离。结果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管理人才的来源受到限制，社会上的人力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国有企业也面临类似问题，政府既是管理者又是所有者，从市场上招聘管理者才刚刚开始，而且无论从人数还是涵盖的企业来看，都是很少的一部分。总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离完善的市场经济差距还非常大；

关于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分为债权和股权市场。要评价资本市场，不能只看市场是不是存在，现在媒体常常在报道有多少上市公司，有1000万炒股大军，这些数字没有意义。因为有没有市场是一回事，市场能不能发挥功能是一回事，能不能高效的运转又是另外一回事。目前，我国国债规模占GDP的20%，公司债占GDP的5%，比成熟市场经济差得很远。关于外汇市场。经常账户已经放开，但是还没有完全放开，要凭进出口的单子去银行购买外汇；资本账户还是严格管制的。

这些情况表明，经过27年的改革，我们只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产品市场，而生产要素市场离发达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差距，要建设高效率配置资源的要素市场，恐怕一两个27年是不够的，要更长的时间。

为什么要素市场发展缓慢？

我们常说，“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但数据显示，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指数和GDP增长之间要么没关系，要么负相关；在香港上市中国公司的H股指数和中国的GDP增长之间显著呈正相关。同样都是中国公司，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厂商和消费者做选择的重要依据，股票的价格反映的是企业的价值；只有价格信号能够准确的反映商品的价值和产品需求的情况时，才能够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上面的事实表明，我们资本市场上的价格信号是不准确的，因此导致大量的资源流进了效率低下的A股公司，这些公司一年盈利，二年持平，三年亏损，价格信号的失真带来了效率损失。之所以价格信号不准确，问题就在于市场不能正常发挥功能，不能准确地为资产和商品定价。

为什么要素市场的建设会有困难呢，因为相对于产品和服务市场，要素市场存在下列特点：生产要素市场比普通产品和服务市场具有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商品的性能和质量难以事先控制。例如在劳动力市场上，厂商无法对应聘者的能力、诚信和职业操守进行事先的检验；股东在购买股票的时候也不知道股票未来的价值，这需要对公司内部的详细了解，而只有公司内部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第一，           交易的过程难以监控。消费者购买债券之后，很难全程跟踪企业，监控其操作过程，监控成本很高。

第二，           违约难以惩罚。要素市场上的合同往往是非完备合同，并且存在可控和不可控因素同时影响收益。例如股票贬值，厂商可以找出各种借口，规避自己的责任，在要素交易出现违约的情况下，很难惩罚当事人。

第三，           委托代理关系带来的激励不相容。资本市场中许多高度专业的活动，必须由专业人员担任代理人，股东与管理层之间、投资者与中介机构之间都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而信息不对称恶化了激励不相容的行为，这是道德说教解决不了的问题，每一个个体都有权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第四，           激励不相容导致了要素市场的交易成本远远高于产品市场的交易成本；例如，购买基金的同时，需要承担很高的管理费。

由于以上特点的存在，为了发展要素市场，必须通过制度缓解要素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

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

诺斯对制度的定义是——游戏规则，制定游戏规则是为了减少市场参与者面临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按照芝加哥大学Williamson教授的界定，制度的具体内容包括四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是非正式制度、正式的制度、治理机制、市场价格机制。

第一层次，非正式制度。包括宗教、文化、习俗、意识形态等，它们是不成文的，但是长期存在并对人们行为有巨大影响，例如中国的儒家学说，西方的宗教；第二层次，正式的制度，主要是法律、立法、执法、监管、政府、政体等，有明文规定的法律和规则；第三层次是治理机制，比我们熟悉的公司治理机制要宽泛得多，泛指为了确保制度顺利运行的一套机制安排，如果这种机制是发生在管理者和所有者之间，叫做公司治理机制，如果是在政府和选民之间，叫做政府治理机制，如果是一般的商业合同，叫商业治理机制或者交易治理机制。第四个层次是市场的价格机制，Williamson认为，前三个层次的制度是市场的基础。具体到中国的资本市场上，要想有比较发达的市场，必须有包括治理机制、法律监管和非正式制度在内的坚实宽厚的制度基础。在没有信用文化的国家，不可能有借贷市场，在没有股东价值认同的环境下，不可能有股票市场。

首先，中国的信用文化和股东权利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习以为常的原则往往和信用文化是冲突的。例如，我们在有的问题上片面的理解了“以人为本”这个原则，市场经济中，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本”。前一阶段新的交通法规规定，机动车和行人相撞，不管是谁的责任，机动车都要赔偿。这固然是出于“以人为本”和保护弱者的良好初衷，但是，行人是人，司机就不是人？我们讲“以人为本”，不是看谁是弱者，而是谁拥有道路通行权，如果行人闯红灯，那么在事故发生的时刻道路的通行权属于司机，法律应当保护司机的正当权利。新交通法的规定最终的结果是，机动车上不了保险，所以实际上搅乱了保险市场。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贷款买了房子，那么你便拥有了一个不应有的权利：法律规定，如果购买的房屋是自己第一套住房，银行无权把你赶出家门，这看起来也是为了保护弱者。但这样的结果是，银行既不能收回抵押品也不能拍卖，生意就不要做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政府做了很多和课本上的经济学原理违背的事情，这是因为有很深厚的社会基础。

现在要发公司债很困难，首先要发改委批准，但发改委既不是公司的股东也不是主管上级。发债的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管制，公司要在市场发债一定要由国有银行或者国家级基金担保，这些规定看起来很奇怪，但是其出发点都是保护投资者。为什么要发改委审批？是要防止企业今天发债明天就跑掉了，要保证发债企业有资质。为什么要由央行管制利率？因为担心发行人可能用高利率吸引投资者，然后违约；要求国有银行担保，更是从保护老百姓出发，发债企业违约了由国有银行兜底。但是，这样做就完全没有市场经济中权利的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发债和投资者购买都是应有的权利。公司债管制的结果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形成一个像样的公司债市场。

最近又成立了救市基金，上证指数一旦达到1000点，救市基金就入市，以保护广大散户投资者的利益。这里又犯了概念上的错误。错误在于，“只赚不亏”并不是投资者的权利，本来投资就是盈亏自负，有赚就有亏，为什么亏的时候要国家兜底？按这个逻辑，赚的时候是不是要分给国家一点呢？真正应当维护的，是投资者充分了解上市公司信息的权利，应该抓信息披露，还应当维护民间股东和国有股东同等的决策权，不能搞一股独大，股权分置正是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所以，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不是保证中小投资者的回报，而应该抓信息披露、市场监管等。

我们的传统观念中的很多因素和市场经济是背道而驰的，儒家伦理道德在各个方面无时无刻不和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概念发生冲突。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率先在英国出现，和英国的新教有很大关系，把致富作为美德的思想支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是Williamson所说的非正式制度对经济的影响；韦伯的另一本书《儒教与道教》研究了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出现。

其次，谈一下正式制度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法律和监管。市场经济要求立法、监督、监管都是独立的第三方，不独立就没有公信里，没有公信力就没有效力。而我们的立法、执法、监管部门都是政府的一部分，同时政府又有很大的一部分企业在市场上，政府既在踢球又在吹哨。前不久广东矿难的症结就在于监管机构就是煤矿的所有者，官商勾结。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是，监管方逐渐增加独立性，监管方不应当是被监管对象的主管单位。

最后，治理机制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这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要保证管理层为股东特别是小股东利益服务；政府退出上市公司，改变一股独大的状况；通过市场招聘高管，确保管理层对投资者负责；停止救助退市公司，强化市场纪律；停止干预股市，通过市场评价管理层的工作。

总之，对于中国来说，治理机制、法律和监管、信用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基础还很薄弱，尚不足以支撑起完善的市场，这样的“倒金字塔”结构是不稳定的。出路在于进一步改革开放，改革的重点是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建设法治社会，并且需要把许多传统观念和市场经济的要求结合起来，这可能需要一次文化革命。开放是推动改革的有力措施，开放意味着国际化，会对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

[提问]：市场经济提倡的是个人价值至上，这和我们提倡的“天下为公”和集体主义传统是矛盾的，请问应当如何看待？

[回答]：市场经济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是个体利益至上，和传统的东方观念不相容，这也许是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别之一，过去我们讲“国高于家，家高于个人”，在西方刚好反过来。有没有可能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建设比较繁荣的市场经济？我觉得还需要再研究，现在的理论并没有说明这个问题。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经济体和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经济体孰优孰劣，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问题。有一个案例研究，一群穆斯林和一群基督徒在地中海沿岸做生意，穆斯林是集体主义者，基督徒是个人主义者，它们生意都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做生意的方式很不一样，基督徒更多的依靠法律，穆斯林更多的依靠团体内部的互相了解，结论是：穆斯林的生意在一定规模下可以做得很好，但是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就做不下去了，这可以解释东方很多商业机构不错，却做不成跨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