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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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研讨会综述

        扬弃、蜕变与崛起

               --试析张恨水在通俗文学第二次崛起中的因果得失 徐继达 郑炎贵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面对通俗文学的勃兴,文艺理论界开始从过去庸俗社会学的简单化批评中走出来,得新审视这一文学样式。抚今忆昔,人们自然想到张恨水。如果说在辛亥革命后至五四以前我国通俗文学有过第一次崛起的话,那么到了三、四十年代,不正是得力于张恨水等代表作家的改良实践,而使通俗文学出现第二次令人瞩目的崛起吗?!据统计,张恨水时代是我国通俗小说产量最高、成就最辉煌的时代之一,包天笑、周瘦鹃、秦瘦鹃、程小青、刘云若等一大批作家彼此呼应,张恨水技压群芳,名噪南北,其小说创作数量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人们对其褒贬之盛、毁誉之烈几乎达到空前的程度。

    张恨水当年何以成为这一领域的虎将?其作品何以如此走红?如何评价张恨水现象的得与失?实事求是地弄清这些问题,对于廓清张恨水与整个小说思潮的关系,对于指导当前通俗小说的创作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一、肩负时代使命感的个性化选择
    任何社会的文学态势都有雅俗之分,通俗文学是一个合理的不可忽视的存在,其依据就在于文学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的广大需求。

    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化史上,很难见到一代哲人像五四时期那样把文化问题和民族命运如此紧密深刻地联系起来。作为新文化运动之一翼的文学革命队伍,鉴于当时严重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则公开宣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主张全身心地投入严肃文学的创作中去。鲁迅等人的艺术探索为中国小说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天地,表现出超越中华古文化沼泽地带的批判激情与进取意识,但同时也带有某种程度的民族虚无倾向,导致了许多读者的流失,这不能不是新文学家们的一大疏忽与失策。

    正是这潮涨潮落、过渡淘汰的时代,赋予了张恨水大显身手的良机。张恨水在中国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崛起了!《金粉世家》饮誉盖京华,《啼笑因缘》轰动上海滩!以致有人惊呼鸳蝴派因此得救。虽然这些说法值得商榷,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张恨水改良章回小说的巨大成功。那么张恨水为什么要冒着风险这样做呢?

    张恨水曾在《总答谢》一文中这样写道:“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可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著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我愿为这班人工作。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有两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而旧章回小说,可以改良的办法,也不妨试一试。
从这段话中可看出,有感于新派小说与中国广大读者之间的距离,张恨水是十分自觉地担起创作、改良章回小说的重任的,他对以下几个问题明确的认识:

第一、民族的欣赏习惯、读者的审美心理特征是作家创作时所不能忽视的。人类思维方式的进步往往与非高雅化的同时存在相关的,这也是俗文学必然与雅文学相伴而行的主要原因。我国的通俗文学向来就有着独特的文化传承关系,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的文学要发展,均不能走单轨,大胆引进固然重要,图谋改良亦未不可,旧形式作为民族习惯与大众心理的积淀物,经过改造是完全可以利用的。

第二、努力使文学跟上时代、作现代的反映,这是“拿笔杆人”应尽的责任。笔者以为,尽管张氏还没有达到无产阶级左翼作家那样自觉战斗的意识,不过是从真正文人的正义感和气节、从一定程度的维新改良的基准来规范、设计自己的,但难能可贵的是他自愿为消除文化的断裂层而工作,在新与旧、进步与不足的权衡中判断取舍。由于五四新文学家们在批判旧文学时存在着某种轻视群众、蔑视通俗文学的倾向,不能很好理解在大众有些粗糙甚至有点扭曲的审美情趣中其实也包含着切近人生的要求,因而在新派小说创作中缺乏一种兼容的立场与相应的引导策略,致使不少读者不仅难以逾越文法上的障碍,更难以逾越意识上的鸿沟,这就在文学的服务对像上留下了一大空白点。张恨水则意识到自己有责任来弥补这一缺憾。他通过对旧小说从形式到内容的适当改造,终于在大众与时代、传统与革新之间找到了较良好的契合点,使自己的创作不仅有了历史的某种依托,而且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第三、改良也是一种扬弃,通俗不等于庸俗。诚然,在张氏身上确实存在为金钱与自我价值实现的矛盾,但二者并非绝然对立,更多的是一致,尽管张氏作品有某种商品化的倾向,时而也描写社会琐事以博读者笑谑,但他并没有一味地去迁就读者的低级下流趣味而大写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佳人之类的庸俗故事或以色情引逗读者,往往是在言情的帷幕下真实地展示人物命运,反映世情。因此,我们在评价张的历史地位时,必须把他与鸳蝴派中一贯追求消遣的游戏的金钱主义的作家区别开来。

总之,在继承与革新的问题上,张氏的主张与实践基本上是顺应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一方面注重“承接先人遗产”,同时也能“接受西洋文明”,并使二者交流,“以产生合乎我祖国翻身中的文艺新产品”,终于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的生命,为通俗小说的发展闯出了新路。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张氏也是一位善于把握事物遗传与变异关系且勇于试验的开拓者。

二、以人民性浇铸骨架的金字塔

文学离不开社会的人。文艺的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人民性不能不是评判作家得失的重要标准之一。

张友鸾先生曾这样评价张恨水的成就:“金字塔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起来的,他的成功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如果说张恨水以自己数十年的辛勤笔耕为那个时代通俗小说的创作建造了一座金字塔的话,那么这座金字塔所以至今还经得起风雨敲打,笔者以为,关键就在于它那副用人民性浇铸起来的坚实骨架。
毫无疑问,张恨水的世界观和文学观是一新旧兼备的矛盾体。传统的忠孝节烈现在相当长的时期左右着他的思想,使他明显具有名士气和伤感气质,也不乏某些儒家的忧患意识与一定的正义感。旧知识分子的良知感在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催化后,张氏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发生了双重变化,其中主要是“化合反应”,即萌发出具有新质的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但部分的还是“物理反应”,即在接受新思想的同时,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小康转入困顿的生活之路使他得以长期体验小市民及下层人民的甘苦,决心“赶上时代”的志向又使他不愿以写小说供人消闲为已足,于是在他的笔下便表现出小市民的痛苦与欢乐、屈辱与抗争、生活与命运等方方面面的情状来。

张恨水小说的人民性具体表现在:

第一、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与普通民众生活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

张氏认为:“小说有两境界,一种是叙述人生,一种是幻想人生,大概我的写作,总是取经于叙述人生的。”结合其作品实际看,张氏的“叙述人生”,实际上就是主张忠实生活,对人与人的生活环境与命运作真实的描写与表现,让生活站出来说话,这是对我国古典小说现社主义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由于张氏支持以反映人生、批判现实为宗旨,因而也就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提出或涉及对人民大众有着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如《金粉世家》已触及妇女追求独立人格、实现自我价值的问题;《太平花》揭露了中国连年苦于内战的现实根源;《燕归来》反映了“开发西北”问题的要害;《秦淮世家》暗射冷嘲汉奸问题······此外诸如,《欢喜冤家》所探讨的女伶生活出路问题;《大江东去》所表现的关于个人婚姻与抗战事业的矛盾纠葛等等,无不是那个时代带有一定倾向性与代表性的社会问题。从总体上看,这些问题都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即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主义,军阀官僚统治与外来侵略势力之间尖锐矛盾的产物。可惜作者受自身思想认识水平的局限,对上述社会问题并没有提出多少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对新事物、新主题的开掘尚欠深度,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或轻视张氏作品的人民性,由于张氏笔下的主人公多数不是旧小说中的才子佳人,而是社会底层的市民男女或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因而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往往有一定的概括性与现实性,其中有的作品已经逼近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从而赢得多层面读者的共鸣和关注,其影响远不止于消闲解闷,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当时社会黑幕与种种病态的认识,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用老报人罗承烈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对世道人心有很大的启示。”

第二、同情弱小、蔑视权贵,坚守民主立场。

张恨水先生所以能够不断向左转,关键在于他有一个明确的进步立场,即民主的立场。正是从宋的立场出发,作者才会对那个身心同时受到社会与家庭迫害腐蚀、沦为罪恶社会牺牲品的沈凤喜寄予深切同情,并给予善意的批判;对《丹凤街》中平民英雄为救秀姐而表现出来的嫉恶如仇、舍己为人、慷慨赴义的美德高唱赞歌;为《艺术之宫》、《夜深沉》、《换巢鸾凤》中的平民主人公的坎坷遭遇大鸣不平。相反,对于统治阶级则视为魑魅魍魉,从官场政客到贵族之家,上至国务总理,下至地痞恶棍,均一一予以爆光,发抒正气,讥斥淫乱。尽管使用的批判武器不免有些陈旧,但美与丑、善与恶,爱与憎还是比较分明的;同情虽显得软弱,但是真挚的;批判虽未彻底斩断“过去”的葛藤但毕竟面向现实,切近人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1934年西北之行后的即兴创作。他在陕西勾留达三月之久,事实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老百姓真有苦”,作者曾这样自述道:“西北之行以后,······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姊妹篇小说《燕归来》与《小西天》就是这种变化的印证。相对说来,张氏的这两部作品的人民性是比较强的,书中再现了西北地区一幅又一幅目不忍睹的景象。张氏笔下能如此真实地反映惨无人道的阶级压迫与剥削,足以证明他与广大人民大众的血肉联系与根本立场之所在了。

第三、以笔弯弓,坚主抗战,张扬爱国主义精神。

“九·一八”事变后,举国哗然,抗敌御侮的民族情绪日益高涨,张先生尽一介书生之所及,以笔弯弓,伐敌报国,旗帜鲜明地指出:“今国难临头,必以语言文字,唤醒国人······略尽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从此,他的写作意识转变了方向,集中精力从事抗战小说、国难小说的创作,通过《热血之花》、《东北四连长》等一批作品,热情歌颂了浴血献身、毁家纾难的英雄,唱出了当时人民共同的悲愤与愿望,为抗日救亡斗争起到了呐喊助威的作用。

武汉失陷后,国民党政府将其重点由消极抗日转达到积极反共反人民方面,暴露国统区的黑暗则成为进步文艺界的主要任务。张恨水又以惊人的勇气,从高压的石头缝里脱颖而出,写出了《偶像》、《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纸醉金迷》、《五子登科》等一大批“谴责”小说,对那些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将军”们,压在人民头上无恶不作的豪门,不顾死活只知道抱钱的贪官污吏以及在官僚资本豢养下的囤积居奇、跑‘滇缅’路线、发‘国难财’的商人等形形色色的丑类作了比较集中典型的刻画,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广大人民极度贫困的根源,为抗战时期通俗文学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地位,堪称人民性最强的佳作,也是张氏走完由鸳蝴派向新文学过渡全部历程的重要标志。

   三、不高不低、时浓时谈时相宜的趣味追求。

纵观张氏全部作品,题材多样,软硬兼收,但趣味言情的总体特征十分明显。作者落笔往往不离哀情艳事,两性纠葛常常成为情节的串珠线,故事热闹、轻松、伤感,富有传奇色彩、市井风味和绕人力量。从手法上看,或诙谐巧合,或调侃凑趣,或讽刺幽默,或耍噱头,作琐笔。虽时有败笔,但鉴于张氏基本上“不作淫声,也不作飞剑斩人头的事”的创作实际,笔者认为其趣味格调,总的看来是不高不低。我们切不可从今天的审美高度来苛求前人。

所以形成上述的艺术风格,当然有着深刻的主、客观原因。众所周知,张氏的读书群主要是小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这些人在经济上大致能够独立,但也受到外来侵略者与本国统治者的压迫,因此,他们的名利欲望经常也是受到压抑的。由于名利欲求与性的欲求是人的欲求心理平面上共存的人格能量,当一方受到压抑时,冲动便转移到另一方,所以,失意的小市民和文人往往对青楼韵事最感兴趣。又由于五四新婚姻道德观念的冲击,男女纠葛的方式与内容日趋复杂、新式的与旧式的、三角的与多角的秘闻逸事更激发起喜作幻想又有消闲需求的小市民与文人的好奇心,同时也为小说创作者适应读者的这种群体心理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素材。这样一来,受市场制约的职业作家张恨水必然要在创作中突出这种以情爱为基本内容的趣味追求。与同时代一般的通俗作家相区别的是,张先生乃是一个愿意追随时代前进、对趣味格调的把握又有着自己准则的作家,随着世界观和文艺观的变化,张氏在前期与后期创作中的趣味追求是有较大变化的。

就前期来说,张氏从小接受的是旧式传统教育,他的家庭及周围人所能提供的精神食粮基本上都是旧章回小说,旧诗词的对仗工整、言简意赅、讲究韵味很快使他感到一种特有的民族魅力而发生兴趣,并逐渐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十八岁时,因父病逝,家道衰变,张不得不过早地挑起撑家糊口重担,内在的爱好在外在的经济压力下很快化为迎合读者口胃、与“趣味主义”一拍即合的动力,《京尘幻影录》、《斯人记》等被作者自认为“不够尺寸”的作品就是这种倾向的产物。问题复杂的是,张置身于新旧过渡时代,新思想新观念的“刺激”以及新闻视野的开阔,使他对现实黑暗逐步有了新的认识,“叙述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也开始滋长,可惜此期的张恨水并未不失时机地全身心地去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因此对旧文化的沉淀物的处理难免有些良莠不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保持着对诗意脂香的玩赏情趣,于是在他前期的不少作品里便出现了现实主义与趣味主义相矛盾的现象。以《春明外史》论,一方面勾画出了二十年代军阀统治下北平社会生活的若干方面,揭露了官僚政客的种种随落与腐败,客观上起到了提示病态、催人猛醒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作者为迎合小市民猎奇和某种饥饿心理的嗜求需要,又详细反覆描写和尚偷女人、姨太太、妓女与戏子的种种媚态,直接引用淫秽诗词,自然主义的游戏笔墨太多。稍后的《金粉世家》对于《春明外史》来说是一重大突破,反封建,反官僚的色彩更胜一筹,但也以自然主义手法延续了《春明外史》中的缺点,作品中过多过细地描摹了那些无甚价值的琐碎生活,有着生硬的脂粉痕迹。总之,张氏前期作品的情感色彩浓烈得有点失调,部分地挤占了“以社会为经”的背景,不时流露出旧文人的“逸致”,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主题思想的光泽。

不过,张氏前期作品中的言情写趣的可取之处也是不可否认的。实际上,《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的写作路子恰恰代表了张氏通俗小说的某种特色。由于作者工于诗词,善写小品,故使一些场面描写缠绵悱恻,哀怨动人,不少惰节富有戏剧性,情趣盎然,寓教于乐。例如《春明外史》中关于周西坡见客时道貌岸然、玩戏子时下流不堪的对比描写,《金粉世家》中关于金凤举绕了一个圈子之后借到的实际还是自己妻子的钱、而彼此全蒙在鼓里的描写,无不叫人读后喷饭,饶有情趣,且一笑这后又能教人加深对封建遗才能的虚伙与官僚家族的腐败本技的认识。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张氏写于1930年的《啼笑因缘》在言情写趣取得了比较相宜的成功。作者没有因袭当时上海洋场章回小说流行的肉感与武侠神怪这两条路子,而是以“赶上时代”的新姿态,融反封建、反强权的思想于一个多角度恋爱故事之中,既富有人情味,又带强烈的传奇性。作品构架十分巧妙,引人入胜且趣味无穷。军阀仗势霸占民女已为公理所不容,除暴安良的正义之举自然赢得读者的喝彩,而樊、沈、何、关之间缠绵悱恻、悲悲喜喜、变幻不定的儿女之情更是令人沉醉、心潮难平。即使应出版商的要求,作者增加了卖艺义女侠客的“噱头”,但由于作者敏捷的艺术思维,这“噱头”也变成了作品总体构思的有机部分,对人物情节起到了很好的衬托作用。《啼笑因缘》对于我们正确处理通俗文学的文学性、思想性与趣味性以满足人们的情感期望视野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至于张恨水先生的后期作品,包括抗战时期的作品,在风格上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九·一八”事变后,形势恶化,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在这样大是大非面前,张恨水果断地顺应了时代潮流,以表现爱国主义、鼓励抗战为创作方向,伸张正义、鞭挞黑暗,干预人生,在现实主义道路上,与新文学队伍并肩共进。这一时期作者虽还注意作品的趣味性,但已抛弃了“趣味主义”,趣味已不再是作者刻意追求的第一位目标,而是在服从主题表现的前提下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代表作就是《八十一梦》。作者参照《西游记》与《镜花缘》的某些笔法,以丰富的想像,把神话与寓言融为一体,在荒诞不经的描写中反映着一个清晰可辨、黑暗异常的现实世界,在妙趣横生的梦境中倾泻着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辛辣嘲讽,读后令人感到痛快淋漓,故而成为大后方发行数量最多的一部小说。

事物总是有着二重性的。当我们盛赞张恨水放下《啼》创作的路子,转而写作主题相对严肃一些的通俗小说时,又不能不表示某种惋惜,因为我们发现:张氏在后期创作中虽然也常常企图增加趣味而加进一些软性的罗曼斯,以改变某种抗战八股的意味,但结果酿成的则是“抗战加恋爱”的新公式,给人的“情”总显得生硬,能引人入胜的趣味不多。相反,图解某种观念的宣传性质却愈来愈明显。除《八十一梦》外,不少作品连作者自己也觉得成了“四不像”。究其根源,主要在于急功近利,为唤醒大众,只求慷慨陈词式的“痛快”;为养家糊口,作多头创作,只得在写作技术上兜圈子,用道德的评判与政治说教作为激情的代用品,从而留下了无从再作弥补的缺憾。

概括起来说,张氏作品中的趣味追求,其变化特点是:前期浓,后期淡,其中几度曾相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张恨水先生所以能够在新旧通俗小说的过渡带上创造继往开来的业绩,关键在于他的“蜕变”而不是“裂变”,在于“融合”而非“超越”。通过扬弃,蜕旧变新,融人民性与趣味性,文学性与通俗性于一炉,而艺术上的兼容度的把握如何又影响着创作的得与失。显然,张氏前后期作品的人民性是一个不断增大值,而趣味性恰好是一个递减值--这大概是艺术辩证法留给张先生的一道鞭影吧!

(郑炎贵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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